一、弘扬民族精神，步入世界文化格局

　　文化艺术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华文化将会更为深刻地进入世界文化格局，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更是备受关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集中地论述了文艺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华民族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观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也反映在我们民族优秀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在我国杰出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他指出，文艺在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鼓励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独创性的艺术劳动，使文艺成为国民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

　　和经济相比，文化艺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具有不同国别民族文化精神的差异性，也具有个体创造性精神活动的不可规范性。因而，同处世界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除了由于历时的同律和共时的同构造成的许多相似性，也必然会出现许多差异甚至悖论、尤其是价值层面的深刻的差异和悖论。这些差异、悖论引发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冲突，甚至文化、宗教的战争。世界文化就这样在流血和不流血的历史河床中前行着，合合分分、好好恼恼，才形成了现代世界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文化区，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区和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中东和北非文化区，这样一个多元文化格局。显然，将世界民族的文化艺术纳入类似ＷＴＯ那样的组织，希图以一种法定的约束力来达到全球各国各族文化艺术协调一致的发展，恐怕是不可能的。

　　其实，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能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情况下还可能加剧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全球形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说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化冲突，甚至战争也大都是文化冲突的武力表现形态，应该说不无道理。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谈论文化艺术全球化问题时，常常更多从抵御和反对新形势下的文化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精神和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着眼。抵御、维护、保存，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民族文化艺术如何走出去，如何在创造、开放中弘扬发展，则议论较少。这方面不多的一些议论，又大多集中在工具理性和市场运作层面，谈论民族文化如何由事业转为产业（文转产），由智力转为股份（文转股），谈论民族文化如何通过现代市场操作进入世界市场格局。这些究讨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是千万不要忘了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这就是换一种眼光———以全球眼光，对民族文化艺术定位，换一个座标———以开放、融汇、更新、创造的座标，思考民族文化艺术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以便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占得更大份额，发挥更大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民族文化艺术的保存、维护，和民族文化艺术的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实际上都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题中之义，是这个问题互促互动的两方面。

　　二、以积极、进取、开放的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艺术

　　（一）发扬中华文化固有的在兼容并包、开放溶汇中不断创新的品格

　　前些年，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僵滞封闭的超稳态结构，这显然是偏见导致的谬误。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应该说是稳态和动态两种机制的统一。千百年来形成的许多民族传统，譬如团结凝聚、自强自信、奋发进取的精神品格，天人合一、家国同构、伦理中心的文化结构，以及种种政治、法律、伦理、科学、艺术的形态意识和非形态意识（文化心理即其中的一种），都构成了我们民族相对稳态的精神传统。所以说这种稳态是相对的，是因为它们是在历史运动中不断创造、积累而成的，具体内容又无不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着；也是因为它们并不是纯一的，而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一个多维复合体，这个多维复合体的各部分、各层次，这个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构成多种对立统一关系，处在不停的矛盾运动之中。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却往往被忽略的是，中华文化又具有多维动态融汇的机制。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因子，经过汰选、改造、融汇，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使自己得以周期性的更新、发展、进步。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就是不断融汇各种异质文化因子更新壮大的历史。遍布黄河、长江流域和华南、东北、青藏地区上百个文化遗址，不断证明着中华文化是多源发端、多流生成的；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民族文化，而汉文化内部自古以来又呈现着多地域多流脉的复合色彩。这个多维文化的复合体，在漫长的交汇融合中形成了以儒为核心、儒道释为主干、各种文化成分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中华文化发展的几次高峰，都和文化的开放交汇有着深刻的联系。试想，没有秦汉之际董仲舒等思想家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创造性综合，哪里有秦汉文化?哪里又有后来成为民族文化重要基石、对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儒文化?没有汉唐乃至宋明中华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上千年的吸收、改造，没有近于《中庸》的天召宗，近于《周易》的华严宗，近于《孟子》的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先后创立，哪里会有融汇了佛学内容的儒学———宋明理学的壮大?更不会有中华儒道释文化系统的形成和直至今天对世界文化巨大的平衡、启迪作用。

　　这种多维文化在融汇中的创新发展，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便是在时代精神中融汇，在本土文化中融汇，在民众生活中融汇。耐人寻味的一个例证是，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日益兴盛之时，过分拘泥“原版性”的佛教流派，如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一味追逐“天竺化”（印度化）的法相唯识宗，由于忽视和本土文化在整合中创新，却逐渐衰败了。也是由于不与时更新，印度本土的佛教日益衰败，佛教徒日见减少，据说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不但早巳不敌印度教、伊斯兰教，甚至已经不敌锡克教了。

　　中国在近百年来，几次西方文艺的引进高潮，如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也都是从对域外文艺生吞活剥的单向模仿开始，走向与本土精神、民族生活相融相洽，走向逐步深入地描绘作家艺术家在民众生存中的真切体验，而完成了自己的整合和更新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狂飙派的前卫色彩，到后来巴金、老舍、茅盾、赵树理的民族现实生活写真，从80年代中期开放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对诗歌、小说铺天盖地的贵族化影响，到后来平民化的新写实作品润物细无声的出现，以及现实主义在主旋律作品中的高层次回归，都说明了异质文化因子的确是文化创新的触媒，而本体文化流脉又更是文化创新的沃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以他平他”就是将不同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并且相互配合达到和，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如果“以同裨同”，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变化了，哪里能产生新的事物呢?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有容乃大，适时地、多维地、创造性地将异质文化转化为自身发展的的营养，这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在将异质文化营养转化为内部活力时，体现出这样一些规律：它总是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来选择先进的异质文化成分与之交溶；它总是在自身文化体系中产生了旧文化的批判力量，即具备了内因的前提下，先进的异质文化才有可能被吸收、整合；在民族文化系统中最积极、最活跃地融汇异质文化的，往往是旧系统中最坚决的社会、文化批判力量；中外文化的融汇过程，大都表现为在中华主体精神的基础上，中外文化作不同程度的“双向扬弃”，在双向的扬弃中，本体文化和异质文化都要程度不同地重组、重建自己，才可能实现动态的、有机的结合，产生文化新质；这种融汇，不仅是文化的融汇，更是异质文化和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的交溶过程，在和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的交溶中，异质文化受到远比在文化交溶中更深刻的改造，从而参与到中国实际生活的进程中来，甚至成为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现象之一，等等。

　　在创新中弘扬，在融汇中发展，这才是弘扬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

　　（二）转换视角，转变观念，在当代全球文化格局中对民族文化艺术作新的把握

　　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对民族文化作再认识，最重要的是以世界眼光和现代科学体系对民族文化精髓、民族美学体系和民族文艺现象重新扒梳整理，发掘更深更新的内涵，作出科学而有力度的再肯定。只有在当代的、全球的大时空里，才能判断、识别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因素———这是我们应该大力弘扬而且可以营养世界文化的瑰宝；也才能发掘民族文化中那些适应全人类、被人类普遍认同的精神资源———这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衔接点，是民族文化进入世界格局的绿色通道。同时，对民族文化中落后、过时的东西，也要从当代世界文化的坐标上作出更具科学理性的再批判。如果我们立足于过时的、或脱离中国实际的文化立场和方法，立足于有着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或全盘西化浓重投影的文化立场和方法，对民族精神无论是扬弃还是发展，都可能误入歧途。

　　上世纪初叶，西学东渐，以体系化的、思辩的西方文论全面否定经验的、感悟的中国美学和传统文论，一时成为时尚，王国维却力主在世界格局中认识本国文化的观点。他指出：“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而且躬行实践，借助叔本华的学说和西方的逻辑方法，将古典文论意会层面的的意境说，发展为有初步科学阐释的境界说。同样，叔本华对欧洲文化哲学作反思的时候，也从印度哲学和中国的《易经》、佛学中吸取了思想资源，这帮助他表达了仅用西方纯粹理性哲学和思辩逻辑难于阐释清楚的人的生存困窘。上世纪初始的五四运动期间，有些激进的国人痛切非议象形的汉字，不料这同时，中国古典诗歌却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意象派诗歌革新，涌现了庞德那样的大诗人。而后来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虚静精神的影响。

　　在全球文化日渐趋于综合的大背景中，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关系正在更新，一方面不断以新的形态冲突着，一方面又走向对话和互补。随着信息社会和生态社会的到来，随着人对主客体世界复杂性愈来愈深刻的认识，工业社会的许多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自洽性。西方文化也正在重新建构。在这种重构中，东方的中华文化，以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顺其自然”，谐和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儒（重善）、道（重真）、释（重美）的三位一体，协调看人与社会，平衡着人的内部世界；以中国式认知的模糊色彩和感悟色彩，拓展着人类对世界、对心灵、对艺术的把握；还有，以“中庸”把握思维和实践的分寸和度，避免不良的倾斜和断裂，等等，所有这些都正在被世界重新认识，成为现代文化和现代思维极有价值的资源。

　　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市场的开拓时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今天，旧的封闭的民族文艺研究正在日益广泛地被多语言的比较文艺研究所取代。我们应该加强比较的研究和系统的观照，在全球化格局中发掘、发扬民族文化中具有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的精华，并且作好科学的阐释推介，使之在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进程中发挥鲜活的推进作用。

　　（三）下功夫做好双向话语转换，在转换中接轨、整合、创新

　　这方面，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宗白华先生以中国文论为纲，融入西方文论话语的成功尝试，也有朱光潜先生以西方文论为纲，融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可贵努力。近来，杨义先生又大力提倡以现代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全面建设中国文艺学体系，而且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框架设想。但是应该说，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学科化，世界文化的中国化，作为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跨学科系统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始。

　　首先要下功夫将民族文化艺术精神转换为世界通用的现代科学话语体系。现代世界对中华文化的青睐，同时也将中华文化和相关的艺术精神现代化、科学化、体系化的任务极为迫切地提了出来。要建立“中体西用”的民族文化科学话语体系，将中华文学艺术的一些结晶，如灵象触发特色、意象传输特色、整体感悟特色和模糊表述特色等等在当代仍有生命力的精华，溶化到现代世界通用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去。这个话语转化工程，重点当然是学术研究，同时也要走出书斋、学院，与文艺创作的实践、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还要采用现代运作方式，进入互联网和各种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一种社会行为。这样，学术成果才可能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民族化和现代化进程。

　　建立民族文化艺术的智性体系，一不能“言必称希腊”，二不能把立足点放在国外流行的现代概念上，三不能完全沿着中华文化已经形成的老路数走，要从世界文化坐标系出发，尽量返回民族生活的源头和民族文化的原生点去解读中国父化密码，经过切实的发掘、化育，创造出一种能对民族文艺作新的整体表述、能和当代世界对话的话语体系来。这是在现代世界的语境中，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要重视“西体中用”的话语转换。除了直接译介，还不妨用民族的话语体系和适合国人接受心理的形式，对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精华，“意译”，甚至重写，以改变目前西学走不出精雅文化圈的现状。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在五四运动时期和80年代中期两次西方思潮引进的高峰中，假如一开始就意识到西方话语中国化的重要性，做好思潮引进中“意译”和重写的工作，做好异质文化进入社会、进入民众的工作，我们对西方思潮的吸取和融汇，也许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可能会比现在的进程早得多、快得多、好得多吧。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一样，是无法超前、无法缩略的。每个弯道都有它的必然性，每个弯道又都会启示行者走好以后的路。我们在这里只是想说，世界先进文化如果难于在民众中普及，转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营养和百姓生活话语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有经过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话语转换，才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开花，成为中华文化的血肉。不重视双向话语转换，对民族文化在交流融汇中发展，对民族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弘扬，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