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始终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原则,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率先实施改革,一批省会及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一批重点边境口岸城镇正在成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落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海关总署鼓励天津、南京等海关与兰州、乌鲁木齐等西部关区扩大适用区域通关模式,形成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海陆空全方位快速通关。在天津航运中心海关报关大厅,一排西部海关专门窗口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等西部海关派专人在此受理西部企业海关手续,成功实现了“属地申报、口岸验放”,使西部省份也拥有了“出海口”。
如今,在重庆、成都,国家级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已经启动;在西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正在进行;在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安全试验区在为生态补偿机制探路;在四川西部化工城、青海柴达木、重庆三峡库区,循环经济试点正如火如荼;在广大西部农村,水权转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林场改革试点正有序推进。15年来,国家因地制宜地在西部12省(区、市)推行各类改革,为当地社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可按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奠定基础阶段:从2001年到2015年,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加速发展阶段:从2015年到2030年,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开发的冲刺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跃进;3、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从2031年到2050年,在一部分率先发展地区增强实力,融入国内国际现代化经济体系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加快边远山区、落后农牧区开发,普遍提高西部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全面缩小差距。
15年来,西部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制约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西部经济的增长还难以带来财政收入的富足,一些地方政府财力薄弱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相比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投入、大力度,他认为西部在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上力度不够。这与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取得的其他任何一方面的成就都不能比。这也是西部缺乏竞争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投资的增长在吸纳就业方面收效甚微,西部劳动力就业仍以转移就业为主。
其次,招商引资仍面临较大困境,硬环境和软环境都需要改善。陈耀分析说,投资商到西部投资,主要基于三大驱动:低成本驱动、资源驱动和市场驱动。但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入往往是东部的数倍甚至数十倍,高速路、铁路、机场等比较欠缺,这是招商引资难度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西部因离港口等比较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物流成本高,低成本优势几乎被高物流成本抵消。“所以,西部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买商,而东部早已进入选商的时代”,陈耀说。这就反过来增加西部产业调整及优势产业培育的难度。
此外,也有专家建议,未来在推进西部开发的进程中,还应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积极构建新型开放格局。要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沿海企业和开发区西进,并依托交通干线以及大中城市和产业园区,建立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同时,要进一步打通西部与东中部、东北地区以及与周边国家的联系通道,加快修建西部沿边公路,建立一批边境自由贸易区或经济特区,构筑西部大开放的新格局。
二是健全国家支持政策体系。要改变过去的普惠制办法,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对西部中心城市、资源富集区、老工业基地、贫困地区、边境地区等不同类型区域,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别化国家支持政策,以切实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观察家认为,种种信号表明,中国西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以国家政策为后盾的发展新机遇。机遇的背后,是中国政府格外注重与周边国家的开放与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让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西部抢占商机。
由政策的导向到现实的选择,从“开发”到“开放”正成为西部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