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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的源根脉魂

发布时间:2022-09-06 来源:西部大开发杂志 人气: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在中华文明史中,黄河流域孕育了河湟文化、河陇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分布有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产生了协和万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思想理念,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黄土黄河黄帝——黄河流域生态文明与历史文化》展,汇集了黄河流域九省区13家文博单位180余件文物及相关展品,其中包括河南裴李岗石磨盘、甘肃马家窑彩陶、汉代漆栻盘、山东大汶口文化红陶兽形壶、商代亚丑钺、山西陶寺遗址陶器、晋侯墓玉器、鄂尔多斯青铜器、宁夏西夏文雕版、青海汉狼噬牛金牌饰、四川汉抚琴石雕及陕西石峁遗址、杨官寨遗址出土陶器、石器等众多文物精品。
 
  从展览的四个单元中,我们追寻黄河流域自然生态形成与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梳理黄河流域孕育中华民族最早共同体,推进早期中国的演进历程,探索黄河文化的源、根、脉、魂。
 
  源
 
  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的“母亲河”。青海省玛多县多石峡以上地区为河源区,面积为2.28万平方公里。星宿海以上有三支: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1978年的黄河源头考察认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
 
  经过多次水文考察,黄河之源确定为卡日曲,这是唯一的;但是,黄河文化之源,却是璀璨而多样的,正如黄河拥有众多支流一样。各河段、各支流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孕育出不尽相同的地域文明——河湟文化、河陇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这些地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形成黄河文化,形成了华夏文明之源。
 
  黄河从源头出发,流出河源盆地,曲曲折折地流过青藏高原众多峡谷,进入河湟地区。河湟地区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连接地带,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之地;山川地貌具有多样性地质形态,既有水源充足,适于耕种的河谷地带,又有适宜畜牧的高山草甸草原。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农耕和游牧并存的生产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湟人的性格特质,既有务农人的朴实憨厚,又有草原牧人的开朗粗犷。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河湟人坚韧、隐忍、内敛的秉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次展出的马家窑彩陶,是河湟文化早期代表,也是人类最珍贵的远古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为主地带。
 
  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它的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它是中华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是史前的“中国画”,是解读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无字天书。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接壤区存在着一条民族走廊,并形象地将这一区域人口较少却保持着本民族语言、习俗的族群聚居地称作“民族小岛”,这正是河湟流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独特样态,呈现出一种边际文化的倾向。河湟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在“小聚居”的生存格局下,既保持相对独立性又具有和异质文化共生的能力,既保护自身的个性又具有对其他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和谐共生成为河湟文化地域性特征的显在表现。
 
  在河湟民间艺术中,民歌“花儿”有着特殊的意义。“花儿”在西北地区各民族间广泛流行,最初多用各自民族的语言演唱,明代时期内地汉族大规模迁移西部,“花儿”以汉语演唱成为基本形式,而唱词中夹杂着的少数民族语汇。这种民歌形式,将河湟文化的多元文化融合特点表露无遗。
 
  河湟地区曾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河西走廊建立了长安至中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在河湟地区也有一条“丝绸之路”,从今西宁至青海湖,沿柴达木西行,再向北经过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到西域,是河西走廊主干线的重要辅助线。到了公元4世纪,河西走廊一带战乱蜂起,交通梗阻,辅线“丝绸之路”开始活跃,河湟地区即成为这一通道的重要路段,驼铃不绝,商贾旅人络绎于途,河湟文明得到升华。
 
  根
 
  黄河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早在石器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明,比如出现在渭河流域的蓝田文明、半坡文明。比如起源于洛河黄河交汇地区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华夏文明的源泉。
 
  8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内开始出现农事活动……以原始农耕文化为特点的早期黄河文化,是华夏民族的根。
 
  从展出的裴李岗石磨盘,人们就深刻地体味到8000年前裴李岗人已经掌握了谷物生长规律,并有意识地进行种植,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活动。
 
  裴李岗石磨盘,为裴李岗文化时期文物。盘面平整光滑,盘底有四个乳钉形支脚;魔棒圆润光滑。此文物是当时人们粉碎粮食的工具,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及人类生活状况。裴李岗石磨盘,正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农业发展进程源远流长的最好证据。
 
  裴李岗不仅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还出土了锯齿镰、石斧、石铲和大量陶器。“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
 
  这一时期是传说中的五帝邦国时代,也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
 
  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是由五帝时代邦国文明向夏朝过渡型人物。黄河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体,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
 
  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使各地文化向此地汇聚,在此碰撞、融合、丰富、传承,又从这里向外传播开来。
 
  “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迁徙,甚至搬迁到海外。在外迁过程中,把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传播开来。据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多自称是“河洛郎”,并且前来寻根拜祖,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
 
  大约在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为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它部族,形成“华夏族”。
 
  农业是文明之母,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黄土高原东西长1000余千米,南北宽750千米,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这里属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季节性降水保证了植物生长的需要。黄河及其支流,更多地流经黄土高原地区,这一区域成为早期中国农业文化的良好温床,孕有了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的农业文明。
 
  肥沃的黄土地是原始农业发端的理想场所,而黄土土质垂直壁立,干燥时较坚实,易于挖成洞穴,居住时经久耐用,成为原始人类理想的居处。
 
  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脉
 
  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
 
  黄帝时期是迈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期。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禹的时期,属于史称“万邦”的邦国文明形态。当时黄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是:一方面邦国林立,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族邦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基础上又出现一个以联盟盟主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
 
  在展出的山西陶寺遗址陶瓷中,发现陶器的主要特点是:陶器主要为手制,陶胎一般比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匀,器形也不规整;陶器颜色较杂,纹饰主要采用绳纹;炊具釜灶较多,其次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仅有一种;盆、罐、瓮的扣多平折……仍属龙山文化范畴。
 
  在黄河流域的马家窑遗址、半坡遗址、石峁遗址、杨官寨遗址、陶寺遗址……众多文化遗迹中,陶器多有出现。人类制作陶瓷,成为生活主要用品,逐渐取代了粗糙的石器。这是黄河文明的一大进步。
 
  展出的商代“亚丑”钺,1965年出土于山东青州苏埠屯。“亚丑”钺通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长方形,方内,双穿,两肩有棱,弧形刃,器身作透雕人面纹,极富威严。钺正反两面铭“亚丑”二字,故得此名。钺这种器型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石质和玉质。至商代,也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青铜钺。陪葬墓中发现钺,标志着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很高贵。
 
  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众多范畴。从陶寺遗存文物可以以管窥到这些文明因素。
 
  华夏联盟盟主从舜禅让到禹后,这一政治中心日益构成一种霸权,成为夏王朝的前身。黄河中下游这个四方族群汇集之地,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夏王朝。
 
  在对夏、商王都的历史地理考据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迁都情况,但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经夏商西周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渭河流域的宝鸡市,被誉为“青铜器之乡”,这里出土数万件青铜器,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闻名于世。
 
  在展览中,鄂尔多斯青铜器更引人瞩目,令人深思。
 
  19世纪末,在我国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而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
 
  短剑在远古时期,是近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佩戴短剑是匈奴男子的“标配”,不仅锋利,而且柄部的装饰很考究。青铜刀是当时人们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反映出铜刀使用上的差别。各式马具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便于驾驭马的节约、防护马要害部位的马面饰。
 
  鄂尔多斯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在众多的金银饰牌中,彰显出青铜工艺的精湛。一件件饱含生动、奔放个性的青铜器,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面貌。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远早于“鄂尔多斯青铜器”。
 
  古文献上记载,在距今4000-5000年的尧舜禹时代,人类已开始冶铸青铜器。经考古发掘,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众多遗址里,都发现了青铜器制品。青铜铸造出的各种器物,替代了原有石制工具,对人类生产力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因此被称为青铜时代。
 
  夏朝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到商、周朝,青铜器物最为精美。用途也更为普遍,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从石器、陶器作为生产、生活用品,到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广泛运用在生产、生活和战争中,这是黄河文化的丰富,也是黄河文明的巨大进步。
 
  从石斧、石铲、石磨盘,到陶器、玉器,再到青铜器,人类生产工具在历史长河中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科学,黄河文明的脉络清晰,一脉相承。
 
  魂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黄河文化既是华夏文明的根,也是中华民族的魂。
 
  一方面,黄河流域孕育的河湟文化、河陇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汇聚成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魂。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
 
  九曲黄河,塑造了中华儿女隐忍包容、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性格特质,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
 
  黄河在千万年的不倦流淌中,黄河文化也在不断吸收、容纳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统一的文化体系。黄河文化诞生于人与河流的互动,孕育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大一统大融合的主流意识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品格,并构成了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来源和团结奋进的精神文化支柱,成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和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在一路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黄河文化得到了汇聚、积淀、传承和创新,成为中华民族的魂。​(文/张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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