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的出现，驱使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从历史上看，城市居民曾经只占人类整体的一小部分，但历经两个世纪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如今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1978年时，我国8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地区，直到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突破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一过程持续了30余年。2021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25万人，占比64.72%，回看1978年，我国的总人口数量也不过96259万。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写道：“不论一座城市的起源是多么普通，城市的集聚都有可能产生神奇的效果。”作为世界上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的每一座大城市，都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和“热”，“她们”汇集着超过千万的人口，兼具集聚与辐射功能，航路四通八达，产业链、供应链一应俱全，一“吸”一“呼”间，带动着自身与周边地区的成长。

 

　　2022年2月22日，《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式获批。这是继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之后，国家批复的第5个都市圈发展规划，也是目前西北地区唯一获批的都市圈发展规划。这篇由十二章组成，长达56页的《规划》，描绘出2.0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1802万人的“细致未来”。

 

　　但在每一位市民看来，西安都市圈的落成不是规划中一条条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文字条目，而是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创新包容的就业环境，触手可及的文化体验，生机勃勃的碧水青天……

 

　　“1小时通勤圈”

 

　　每天早上6点出门，晚上8点回家，辗转于西安和咸阳两地，在公交、地铁、电动车、自行车等多种交通工具之间来回切换，通勤时间三小时以上……他们被称为“候鸟人”，也叫做“钟摆族”。据不完全统计，在陕西，大约有上万人家住咸阳却在西安上班，他们从事着电子信息、互联网、金融等多种行业，上班的地方大多集中在西安市高新区。

 

　　作为“钟摆族”中的一员，薛慕（化名）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上班坐地铁再坐班车，通勤时间约1小时，花费6块钱。在他看来，相对于咸阳而言，在西安工作意味着更加宽广的平台和更为优厚的待遇。

 

　　若选择“双城生活”，1小时的通勤时间并不算长。同样家住咸阳的张杨斌（化名）在西安凤城八路上班。每天早上7点钟出门吃完早餐，7:35打上滴滴去地铁站，7:50到达贯通西咸两城的地铁1号线沣河森林公园地铁站，因为是起点站，张杨斌通常会“抢”到座位，在地铁上睡35分钟，到达西安北大街地铁站，穿越汹涌的人潮换乘2号线，25分钟后到站，9点前到公司打完卡，张杨斌终于在工位上坐定，而此时，一个忙碌的早晨才刚刚开始。

 

　　张杨斌曾经用手机视频记录下他上班的过程并上传至社交媒体，很快，无数“候鸟人”应声而来，一起分享着通勤路上的所闻所见。你一言我一语，张杨斌与许多“极端通勤人”惺惺相惜，一则以喜，他们庆幸还未对漫长的通勤之路产生厌倦，一则以忧，“极端”通勤带来的弊端也许很快就会显现。

 

　　作为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平均通勤时耗早已被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就在去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中指出：我国的36个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打工人单程通勤超过1小时。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看，需要将通勤时耗控制在合理水平，而45分钟通勤保障已经成为全球大城市的目标共识，且这部分通勤人口比重应达到90%。

 

　　《报告》显示，特大城市45分钟内通勤比重总体平均水平为73%，而西安市45分钟内的通勤比重高达79%，虽然这一数字无疑在我国的特大城市中具有相当优势，但距离90%的理想比重仍有不小差距。

 

　　人是交通的主体，通勤时间、空间、体感以及不同交通方式无不影响着幸福感。在西安都市圈的范围内，像薛慕与张杨斌一样“跨城生活”的人不在少数，“长途奔袭”扼杀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张杨斌调侃自己“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西安都市圈的建成对他而言，是不断缩短的通勤时长。

 

　　居大不易，受房价、就业机会、家庭、教育等因素影响，居民往往难以选择最小通勤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居民通勤问题正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因素。

 

　　疏散人口曾经被认为是治理城市拥堵的“良方”，但如今，亦有学者指出，城市交通拥堵是人均交通空间过少造成的。而影响人均交通空间的因素，除了常住人口密度以外，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用地比重和路网结构——建设用地比重过低致使交通量过度集中于有限面积上，成为拥堵、事故等交通问题的根本原因。

 

　　“45分钟通勤之路”道阻且长，“张杨斌们”不愿因此被“困”在通勤时长里。这一次，建设“1小时通勤圈”被《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从轨道交通到高速公路，从高铁网络到过境环线……无不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将为“钟摆族”提供了更多的通勤选项，而选项背后，是不断优化的城市空间布局与产业规划。

 

　　“又创新又包容”

 

　　若要盘点“一年一度”的新闻标题，“毕业人数再创新高”必然榜上有名。但今年恐怕还要加上“突破千万大关”这一后缀。

 

　　根据教育部的预测，2022届毕业生数量将达到1076万，同比增幅将高达19%，而10年前，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只有今年的六成左右。《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则显示，截至4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仅 46.7%收获Offer（录取通知），低于2021年的62.8%。

 

　　“就业形势严峻”频繁出没于各大新闻头条，在西安这个拥有众多高校的城市，就业问题一端连着毕业生的前途命运，另一端更连着城市发展与社会稳定。

 

　　今年夏天就要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材料仿真计算专业毕业的李雪（化名），遗憾于还没有经历毕业照和毕业典礼的纪念嘱托，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但她依然庆幸，在近几年近乎“苛刻”的就业环境里，她签到了一家西安的研究所做技术方面的工作。“不接地气”，是同龄人对李雪的最多的评价，因为在同龄人眼里，李雪的职业意味着“高学历”与“专业化”。

 

　　然而“高学历”在近些年的就业市场优势并不明显。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各大城市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口比例在快速提升，这也使本科学历的“稀缺度”直线下降。

 

　　在万亿GDP城市中，北京每10万人中有41980人拥有大学文凭，南京、上海、武汉、西安每10万人中也有超过3万人拥有大学文凭，且所有万亿GDP城市每10万人中均有超过1万人拥有大学文凭。

 

　　“高学历”的人在变多，但选择到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却在下降，选择自由职业或者慢就业的毕业生分别从去年15.8%与12.8%上涨至今年的 18.6% 和 15.9%。

 

　　毕业于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前教育（艺术）专业的刘娜（化名）一直以“时尚达人”自居。在SKP上班的她，拒绝“按部就班”，每天都会遇上“形形色色”的顾客，或别致，或古朴，或张扬随性，或深藏不露……刘娜对永宁门有特殊的感情，在她眼中，这里一半古朴一半都市，西安的历史与现代都在这里融合。“有时候我会来这里的酒吧坐坐，不管白天有多累，晚上在这里我就是我，我也只属于我。”

 

　　她热爱西安的生活节奏——不像北上广那么紧迫，亦有可以实现理想的空间，奋斗的人能在这里找到机遇，安逸的人也能体味生活的万般姿态。“走在路上永远是‘车让人’，这座城市很有人情味。往后，我想去上海闯一闯，从事时尚方面的工作，毕竟我还小，不想因为地域给自己设限……但如果在那里‘混’得不好，我还是要回到西安。”

 

　　出生于1998年的刘娜是伴随互联网高速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生长在物质生活相对优渥的年代，接受了比上一代人更好的教育，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被视为互联网时代里汹涌的“后浪”。

 

　　同样为“后浪”中的一员，李瑶林（化名）15岁就来到西安上中学，大学时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兼职志愿讲解员，自此着迷于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大雁塔，钟、鼓楼……有着深刻历史韵味的建筑都让人着迷。城墙下的烟火气息也有别样的风情，早上或下午去那里都有不同的美妙感受。”

 

　　2018年，李瑶林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在积累了一定的创业经验和资金后，他创办了一家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做文创产品开发、品牌策划等项目，“我们的文创产品几乎都带有陕西文化元素，可以说，我也是陕西故事的‘讲述者’之一。”

 

　　李瑶林的同学中，不乏“茶掌柜”“音乐人”等“非传统”职业。在李瑶林看来，都市圈的建立，意味着会有更多人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在一个创新又包容的城市，进可实现梦想，退可安身立命，以学生身份与西安这座城市产生情绪关联，是缘分，也是选择。

 

　　“家门口有座博物馆”

 

　　2000年，还在武汉上大学的汤老师第一次来到西安，在西安求学的男友带着她四处游玩，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里，琳琅满目的文物扑面而来，汤老师第一次在现实中找到了历史课本上“汉唐风韵”与“华夏文明”的“证据”，传统文化的种子悄悄在她心中“生根”。

 

　　出生于江西九江的汤老师是典型的南方姑娘，吃鱼、喝汤，温婉可人，但毕业后，汤老师还是跟随男友来到西安，这里成了汤老师工作、结婚、生子、定居的地方。2002年，住在吉祥村的汤老师的最大心愿是能在“城中村”租到一间带有独立卫浴的房子。

 

　　但到来的新生命令她逐渐意识到，是时候在这座城市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怀孕后，汤老师常常在夜幕降临时看着西安阑珊的灯火，感慨哪一盏亮起的灯才是她自己的家。

 

　　那些年里，汤老师和爱人的手头并不宽裕，在父母资助下，他们如愿以偿在紫薇田园都市买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汤老师调侃到：“彼时，南三环以南与如今的高楼林立的景象迥然相异，的确颇具‘田园’风光。 ”

 

　　定居，是汤老师接纳这座城市的开始，连从前羊肉泡馍和胡辣汤那“奇奇怪怪”的味道都逐渐变得“可爱”了起来。2007年，汤老师在路上看到一则陕西历史博物馆招聘志愿者的广告，回想曾在陕历博受到的震撼，无需门票，随时随地近距离接触文物的机会令她心动。

 

　　年幼的儿子需要照顾，繁忙的工作无法脱身，文博志愿者被搁置了下来。直到2013年，汤老师跟随儿子参加了一个主题为“读城”的儿童博物馆研学活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在陕西的各个博物馆内畅游，兵马俑、汉阳陵、碑林……汤老师“大开眼界”：“原来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不仅仅是‘西安’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原来历史书上随手翻开的一个‘名词’都有‘引子’，对每一个朝代来说，西安都有着举重若轻的身份地位。生活在西安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你想看什么时代的文物，都能看到，你想了解任何一个时代的片段，都能了解到。”

 

　　自此，汤老师报名成为一名正式的文博志愿者，这让汤老师对西安有了更深的情感认同。在她眼中，除了北京和洛阳，西安是最有资格举办中国文物展的城市。

 

　　工作之余，汤老师都在博物馆里做志愿讲解。前来参观的人熙熙攘攘，她最喜欢给家长单独带着的小朋友做讲解，汤老师说，在小朋友眨巴眨巴的闪亮眼睛里，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梦初醒，一颗颗年幼的文化梦想正崭露头角……

 

　　“西安都市圈的建立，意味着我们将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博物馆不再高居‘庙堂’之上，也许未来，我家门口也能有座博物馆。”如今，汤老师的儿子会说着一口带着“啥啥啥（陕西人常用）”的普通话大口吃面，但在家里，他们依然喜欢吃鱼、喝汤。

 

　　作为新西安人，喜欢传统文化的汤老师一家即便回到老家，也会到九江的博物馆转转，汤老师认为这都是文化融合带来的改变，“我儿子也会喜欢九江美丽的自然风光，但这源于富含人文底蕴的西安”。（文/王薇）

 

　　后记

 

　　市井与精致、喧嚣与孤独、冲突与文明……我们能想到的所有对立面都可能在城市这一硕大载体中“野蛮”生长。但细究起来，每座城市的气质都是独特的，是吸引城市中每一份子选择定居于此的重要理由。

 

　　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规模或许有等级之分，但对发展的渴望程度却是一致的，无论是利用政策吸引人才，还是引进“头部”企业放大产业集群效应，为了城市建设和发展，各地使出浑身解数。而城市群、都市圈这些“顶层设计”的概念看似离我们遥远，但身处其中的每个家庭、每所企业、每条产业的未来都与其所处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正是一位位市民眼中的“都市圈”，才汇聚成了我们期待中的西安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