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消灭商朝，确立了周王朝的统治。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形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的古代分封制度。封国诸侯必须服从周王室，按期纳贡，并随同作战，保卫周王室。芮国原为姜姓国，商周鼎革，周朝建立后，改封芮国为姬姓国，并在周王室的政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期，让我们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再一次穿越三千年，到达东周，走近古芮国。

 

　　《西部大开发》：刘家洼遗址在何处？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与韩城梁带村发现的芮国遗迹是什么关系？

 

　　孙战伟：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南距县城约20余公里，北距黄龙山约10公里，洛河的二级支流鲁家河由北向南从遗址中部穿过。作为芮国曾经重要的都邑之一，地处古代交通要冲，秦晋争锋之地，战略位置十分关键。遗址是一处居址与墓地共同构成的聚落，总面积近3平方公里。宫城位于城址的中部偏东，由夯土墙合围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其内发现有高等级建筑、铸铜与制陶手工业遗存。刘家洼墓地已发现规模不等的墓葬210余座，其中包括两座“中”字型的高等级国君大墓，各墓规模因墓主身份差异而大小有别，随葬品规格与丰俭程度不同，应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一处贵族公共墓地，是周代社会家国政治的直观表现。

 

　　刘家洼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登记出土有春秋时期的铜戈、陶罐等， 2016年底遗址内的墓葬被盗，追缴文物400余件（组），包括鼎、簋、壶等青铜重器，表明此地应是春秋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墓地。2017～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渭南市、澄城县等相关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刘家洼遗址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对遗址展开全面系统调查和详细勘探的同时，重点发掘了包括两座中字形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初步了解了遗址的范围和布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铭文材料，认定该地为芮国后期的又一处都邑遗址。

 

　　二十一世纪初，我们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发掘出土的众多令人瞩目的文物，使得“芮”这个在大争之世并未幸存的小诸侯国，在尘封千年之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十余年后，人们又在陕西澄城刘家洼发现了另一处芮国都邑遗址，揭露出墓葬、夯土建筑、城墙、壕沟等大型设施，以其严整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青铜器铭文等文化特征，填补了芮国后期的考古空白，为周代封国研究增添了绚烂的一笔，从而再次跻身于2018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列。这两处前后相继、紧密关联的芮国重要考古发现，不仅弥补了周代历史的缺环，更展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前后多姿多彩的文化和艺术，形成难得一见的考古发现姊妹篇。

 

　　《西部大开发》：为什么能获得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孙战伟：入围“十大”是从多方面进行评判的。一方面是刘家洼遗址本身的学术价值重要。经考古发现证实，是芮国后期的又一处都邑遗址，出土了金、铜、玉、铁、陶等各类材质文物14000余件组，其年代与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相接，并相互补充印证，填补了芮国历史的空白，芮国后期的历史得到了完整呈现，为研究这一时期芮国政治演变、民族融合、礼乐制度和丧葬制度都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第二个方面，完整揭露了遗址的范围、内涵和结构。秉持聚落考古和精细化发掘的理念，刘家洼遗址不仅发现有大、中、小不同等级的墓葬，同时还廓清了遗址范围，发现有城壕、城门、道路、宫城、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遗迹，城址功能和布局基本清楚，为先秦城市、都邑考古提供难得的样本。第三，以刘家洼遗址发现为契机，重启关中东部考古工作，完善关中东部考古学文化序列，揭示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解决陕西考古不均衡发展问题。上述综合因素，刘家洼遗址才在激烈的评选中获得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部大开发》：在周文化占主体的墓地陪葬品中，有少量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及来自西部文化因素的器具。它们虽远不及周文化的遗存丰富，但却工艺精湛，您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吗？

 

　　孙战伟：金首铜樽权杖，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金的权杖头，整器长约1.4米的金首铜樽权杖十分精美，权杖头上饰有潘螭纹，通身装饰都极为华丽。权杖非中原传统器物，其最先见于欧洲和西亚，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一般多为石质或少量铜质，而金质权杖为全国首见，由此可窥周、戎交流之历史。墓地中还出土了少量螺旋形金耳环，这类器物出土于墓主人耳两侧，显然是生前耳部饰件。中原地区对金器的全面接受很晚才出现，尤其是用于身体装饰，这不是早期华夏民族的传统，代表的是北方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在刘家洼墓地能共处一地，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此外还有少数铜器有老虎的造型和装饰，如金老虎、铜老虎、花格剑等等都被认为是北方民族器物。

 

　　《西部大开发》：大墓出土了很多乐器，能否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

 

　　孙战伟：春秋时期诸侯级墓葬的乐器组合基本是一墓只有一套青铜编钟和石编磬。刘家洼大型墓的乐器组合则出现一墓有两套青铜编钟和石编磬，这一现象是同时期最早的例证。刘家洼的大型墓葬还配有多件漆木建鼓、铜钲、陶埙等，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乐悬制度中的最高级别。M1的石编磬可以演奏五声音阶，音高准确，音色清脆悦耳，堪称绝世珍品，为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和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西部大开发》：刘家洼遗址的发现对陕西的意义是什么？未来我们还要开展哪些有价值的发掘？

 

　　孙战伟：两周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东迁，关中东部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以前学界对两周时期周王室在当地的筹划治理与分封模式方面的认识十分模糊。刘家洼墓地的发现上接梁带村芮国墓地，为研究东周时期关中东部诸侯国的存灭概况、与北方其他民族的交流、政治格局变迁、人群流动和地方管理模式提供了绝佳的资料。

 

　　刘家洼遗址所在的渭南地区地处关中的东大门，形似大喇叭口，洛河、渭河、黄河交汇之地，历史上是一个文化交流、碰撞频仍的地区。在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拓展上，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从关中核心地区向东发展中，渭南就是一个传导器和扩音器，山西、河南等关东文化进入关中最先经过渭南地区，关中地区的文化要走出关中，也必须经过此地，可以说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地。长期以来，陕西考古工作局限于关中西部，对这里关注不够。

 

　　此次刘家洼墓地的发现、发掘，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契机，揭开了陕西关中东部考古的新的一页。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依托刘家洼遗址，设立了永久外派机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考古基地，这是一个区域考古基地，集考古发掘、保护、展示、利用、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机构，立足渭南，辐射周边，统筹规划区域考古发展，深入发掘黄河文化。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要求，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彰显陕西文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提供更多考古实证。（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