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料到2020年的上半场会这样开始，新冠疫情突袭之下，昔日熙攘的街道冷清起来，成千上万国人居家隔离一月有余，上网、看新闻、做饭、娱乐，“家”成了最后的“避风港”，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厌倦了这样“足不出户”的生活。

 

　　因为，减少人口流动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病毒传播路径，同时也意味着市场需求与供给的萎缩。国家统计局3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份，代表消费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现断崖式下降，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饮、服装鞋帽、金银珠宝、家电、家具、汽车这几个大类的降幅更是超过了30%。

 

　　时间进入3月份，随着“抗疫捷报”地不断传来，人们小心翼翼走出家门，城市缓缓摁下了重启键。尽管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积极的财税和货币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各地区的复工复产率齐头并进……然而，适才从“沉睡”中“苏醒”的城市似乎还有“起床气”，人气颓靡的商场、频频倒闭的小微企业、停摆的影院、萧瑟的景区，这一切都无不昭示着，疫情带来的“创伤”再难随着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转瞬即逝……

 

　　“失语”的大学城“商业街”

 

　　据2018年全国各地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西安是我国高校在校学生最多的城市，一度达到了127.13万，超过了广州、武汉两个老牌高等教育强市。而不久前发布的《西安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则显示，西安市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又出现新高，达到了137.36万人。而截止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1020.35万人。由此来看，高校学生开学则意味着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庞大人群流动，非常时期，高校开学带来的风险可想而知。

 

　　近些天来，因疫情滞留在家的大学生们“随时待命”，洗衣服、做饭、带孩子、遛狗，春耕的档口，许多大学生甚至参与了农耕，于是有网友开玩笑称：“再不开学，大学生必须转专业才能生存下去了”。

 

　　等待开学，不仅是因疫情滞留在家的大学生们的殷切期盼，也成了大学城附近商户的热切渴望。

 

　　位于西安市南郊长安区境内的长安大学城，分为西区、南区、北区，二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坐落着大大小小近20所高校，散落于大学城周遭的村落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村落的村民成了大学城建成以来的直接受益群体。

 

　　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为周边的村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中午、晚上、甚至是课间，总有成群结队的学生穿梭于此，直到晚上宿舍熄灯，学生才逐渐散去。而从前落寞的城中村也一步步演变成了繁荣的“商业街”。

 

　　西北大学有两万五千多名学生，其中自2005年起投入使用的长安校区最多，这些学生构成了周边康杜村商户的最主要顾客群体。然而，与往年相比，如今的康杜村却门可罗雀，自疫情发生以来，进村需出示一码通，且多数饭馆、水果店、小旅馆至今仍处于关闭状态。

 

　　正常情况下，除去寒暑假，大学生每年在校时间大概有9个多月，但即便如此，大学城附近店铺一年的利润也非常可观。每年寒暑假成了生意欠佳的店铺更新换代的最佳时机，许多难以为继的店铺老早就挂出了转让的告示。然而疫情之下，转让价格令多数人望而却步。

 

　　除了硬扛，还有更多的商户在等着房东减免租金。奶茶店老板陈甜甜与冒菜店老板赵新是同一个房东，他们都是在每年的八月交下一年房租，一些每月交租的商户告诉他们，房东打算今年每月涨1000元租金，且暂时没有减免房租的意思。陈甜甜在采访时说，“我们想跟房东谈一下，不敢说免交吧，晚一点交也行。”

 

　　昔日热闹非凡的城中村商户变得噤若寒蝉，是继续坚持，还是要转让店铺，陈甜甜和赵新同样感到茫然，虽然大学们已经陆续公布了开学日期，但他们并不知道开学后会不会封校，大学生们还会不会对人头攒动的城中村“心有余悸”……

 

　　停摆的影院

 

　　2020年3月16日，新疆影院率先复工，正式吹响了疫情之后电影市场复苏的号角，3月20日，是疫情过后全国近500家影院复工的第一天。即便有消毒、测温、实名登记、无接触服务、交叉隔排售票等防疫措施，似乎也难以消除观众要和陌生人在密闭空间待两个小时的忐忑。

 

　　据统计，疫情后影院复工前两日的票房分别为1.38万和3.1万元，平均每场电影观影人数不足一人。猫眼数据显示，3月27日，在平台统计的194家影院中，有50多家影院票房0收入，80多家影院票房收入在100元以下。截至3月23日，全国有528家影院复工，复工率为4.65%，当日全国票房共2.08万元。

 

　　然而，惨淡的票房表现并非影院在疫情之后的最坏情况。3月27日，国家电影局紧急通知：所有影院暂不复业，已复业的立即暂停营业，具体复业时间等国家电影局通知。

 

　　这一通知，意味着那些已经营业的影院必须马上关闭，而已经售出的电影票也要马上退回，准备复映或酝酿着上映的新片又一次陷入遥遥无期的等待当中。

 

　　影院的惨重损失，一方面源于票房的“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则是难以承担的春节档巨额成本，包括影厅增加、零食卖品囤积、映前广告被迫违约……

 

　　众所周知，影院大多开在城市的黄金地带，而交着高额房租的影院直到4月也没能开张，而交不起的租金，正把影院置于生死之地。

 

　　万达电影2018年年报资料显示，其租金与物业全年费用为4733.61万元，单季度的租金及物业费用约为1200万元。而万达则在此前承诺到，自1月25至2月29日，万达旗下全国323个已开业万达广场，租金物业费全免，预计免租额度高达30-40亿人民币。

 

　　依托万达广场开设的万达院线，其租金向母公司上交，或许能在特殊时期“逃过一劫”。但非万达院线，要向其所入驻的商业地产交纳租金，于是，向商业地产争取一部分免租成了目前多数影院的无奈之举。

 

　　据了解，部分国企和实力雄厚的地产商已经为影院进行22天至2个月不等的租金减免，但影院无法复工，租金缺口依然巨大。

 

　　在延续停业影响之下，扛不住风霜的一批中小影院相继倒闭，很多大规模影城亦在劫难逃，3月13日，CGV影城长春万豪世纪店宣布影城进行产权变更，即日起停止运营。

 

　　据统计，2020年初至4月中旬，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其数量是2019年全年注销或吊销数量的1.78倍；今年前两个月，影院类企业新增不到8000家，与2019年同期相比，新增数量下滑了25%；全国影院票房几乎归零，大量剧组暂停工作，不少已运作项目的前期剧本创作及后期制作也有所延缓。

 

　　遥遥无期的开业时间、断裂的现金流、交不出的租金、产业整合和网播竞争，疫情之下，任何一种不利因素都可能成为“杀死影院”的利器，这令数以万计的影院从业人亦感到迷茫。

 

　　从春节假期算起，本来在影院工作的小张已经闲在家里两月有余了，除了为清理春节期间零食和饮品库存，短暂做了送外卖、直播卖品和周边等业务以外，究竟该继续等下去回影院上班，还是另谋出路，成了摆在小张面前的难题。

 

　　做代购的旅行社

 

　　春节前夕，张婷所在的旅行社在放假前发出的旅行团从泰国顺利返回，那时的她不会想到，这竟是旅行社停摆前的最后一单生意。

 

　　张婷是西安康辉国际旅行社南门分店的店长，从业十几年年来，为旅行团、散客的运行走向安排接待计划等都是她轻车熟路的日常。据她介绍，她所在的旅行社是西安市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旅行社之一。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本该是旺季的旅游市场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也彻底打乱了他们的旅游业务计划。提到疫情的影响，她坦白到：“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之大，是我入职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可以说，这是旅行社最艰难的时候。”

 

　　旅游业整体低迷，每个从业者都无法置身事外。春节后旅游业务停摆，作为旅行社的负责人，张婷发愁了，不仅因为无单可接，更为公司接下来如何运作而担忧。

 

　　国际旅行难以开展，但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日渐好转，旅行社的部分经营活动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许。

 

　　3月16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了《关于恢复旅行社企业部分经营活动的通知》，其中规定，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不得经营跨省和出入境的团队旅游业务及“机票＋酒店”旅游业务，而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恢复开展此范围以外的旅游经营活动。

 

　　然而，疫情之下，旅游业困境却再难因政策放松而“一笔勾销”，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清明假期期间，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为4325.4万人次，为去年同期的38.6%。

 

　　虽然黄山风景区因清明期间连续两天达到2万游客上限而登上了微博热搜。但综合来看，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还未完全恢复。

 

　　3月下旬，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了《国人疫情后旅游意愿调查报告》，《报告》通过问卷调研收集了来自全国100多个城市的近15000份样本，涵盖了数量众多的城乡居民、在线以及线下消费者。调查数据显示，在2020年的旅游产品类型选择上，自由行以45%的占比为最高；常规跟团游和新跟团游（私家团、半自助、目的地参团等）只有37%的人选择；另外有18%的占比选择了个性化的定制游。

 

　　由此来看，在2020年的旅游产品类型选择上，自由行以45%的占比为最高。有游客在采访中表示，“我今年会选择自驾游或者自由行的方式旅行。毕竟情况特殊，这样能更加安全。”

 

　　这无疑令以线下跟团游为主要盈利方式的旅行社雪上加霜。直播、带货、做微商……转变思路自救似乎已经成为多数旅行社从业者在艰难中等待“春天”的最好选择，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旅行社难以为继。据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有6,098家旅游企业在此期间“死亡”，其中包括628家旅行社。

 

　　3月3日，西安市导游行业协会理事会通过决议免除西安市从业导游2020年全年会费，将有近3万名导游获益， 这对保持导游队伍稳定将起到重要作用。

 

　　4月15日，李兰娟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个五一节正好是我们国家春暖花开的长假，大家应该利用这个节日好好的休息，也可以适当的到人员不是聚集太多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但还是要避免人群太多的汇聚。”

 

　　以张婷为代表的旅行社从业人员，还在不断寻找着旅行社的新出路。疫情期间，张婷并没有换掉自己使用许久的画着康辉旅游商标的微信头像，只是改掉了微信签名，如今，点开她的朋友圈，头像下赫然写下了另一句话——“旅游待业中，一如既往热爱这个行业，不会放弃，好物分享自救中……”

 

　　搁浅的教培

 

　　准备了一年有余，余惠惠在多方考察之下于2019年下半年注册了自己的学前培训机构，经过了前期异地学习，场地选择、租赁和装修，以及教师招聘和行政人员招募，只有余惠惠深知教培行业正常运转的来之不易。

 

　　然而，刚刚步入正轨的事业就被疫情“打”的“七零八落”，在最为紧张的两个月里，一整层的教室紧紧地关着房门。余惠惠无心关注空着的教室，虽然她已经于去年下半年付了一整年的房租。最令余惠惠忧心的是，如何能安抚住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师队伍。

 

　　没有课上，则意味着教师们无法拿到除底薪以外的课时费，而作为教培机构，亦需要教师为学生免费提供学校以外的网课，这不仅仅是在假期里“刷存在感”的需要，同时也是多数教培机构竞争之下的无奈之举。

 

　　2020年1月27日，国务院发文延长春节假期，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延迟开学。教育局发出“停课不停学”的倡导，众多在线教育方案、平台涌现，学校及线下培训机构纷纷转移至线上开展教学工作。

 

　　没有实际收入的日子里，机构仍需支付场租、人力等固定开支。同多数教培机构的负责人一样，摆在余惠惠面前的，是为了留住教师不得不支付的工资，以及为了坚持下去不得不开发的网课业务。

 

　　然而，如今已经进入五月上旬，陕西省除了初、高中，以及小学四到六年级开学以外，小学1—3年级、幼儿园（含学前儿童看护点）、特殊教育学校、国际学校开学时间还未确定。

 

　　另外更令余惠惠忧心地是，教培机构的热度再难同学校开学一般一触即发，而且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抱有“戒心”的学生和家长都难以接受“人员混杂”的教培机构。

 

　　3月底，一片名为《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校长的心声：“我，快撑不住了！”》的文章被众多媒体转发并引起热议，主人公在文章中描述到：为了避免生源流失，的免费在线上课，并没有多少转化为线下的学生续费，而多数家长都在观望等待着线下开课中都奔向了大机构的名师。而作为一个四线城市的教培机构，单月房租和人力成本巨大，而疫情导致教培机构的现金流几近于无，逼近的开学日期成为中小教培机构最后的希望。 

 

　　即便多数人都在喊着，疫情是教培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然而，在来势汹汹的转型潮中，能够顺利转型并平稳发展的机构微乎其微，大多数都在颠簸中困难行进。在知名度极高的教培头部机构打着“免费”旗号的潮流之下，摆在像余惠惠一样的中小规模教培机构面前的优势，又有几何？

 

　　结语

 

　　与2003年的“非典”相比，如今我国产业结构发生的改变甚至可以用“革命性”来形容，第三产业GDP占比由2003年的42%提高到2019年的53.9%。4月17日上午，国家统计局揭晓了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受疫情影响，GDP同比下降6.8%，出现了自1992年以来首次单季度负增长。

 

　　基于此，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冲击更不容忽视，餐饮、旅游、教育培训等行业纷纷遭受重创。即使在我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疫情对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依然不能在短期内抚平。而如何以更小的代价熬过疫情下的特殊时期，是当下遭受重创的各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最为艰难的抉择。（文/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