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1999年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然稳步推进了20年，而《西部大开发》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全面聚焦这一国策的杂志，也在20年间跟进研究，聚集了很多人的思考，贡献了诸多智慧。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期，受杂志之邀谈一谈对西部大开发的思考，在时空维度中探讨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未来，这是非常有必要、也很有意义一件事情。

 

　　时间之维：跨越两千年的国之长策

 

　　广义的中国西部，是包括陕、甘、宁、新、青、藏、蒙、川、渝、云、贵、桂在内的广大区域，面积约672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71.4%，人口约3.3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物、矿产、土地、水利、旅游以及人文资源的富集区，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其中的西北地区，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地，是中国通往中亚、南亚、欧洲、北非的陆上大通道。同时，西部地区也是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社会形态差异较大、经济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鉴于其资源的富集性、区位的战略性、文化的多元性、生态的承载性和存在问题的复杂性，因而西部开发始终具有国之长策的重要意义。

 

　　回顾历史，从汉唐经营西域，到清末左宗棠经略西北，从国民政府的西部建设到我们已近连续推进20年的“西部大开发”，从国家统一、边疆安宁、战略物资运输、经济开发建设、文化交流和文明延续等层面出发进行的战略安排，一次次地推进着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20年来，中央通过四轮五年规划进行递进式的安排，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等领域发生了沧海桑田性的变化，交通、水利、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飞跃发展，能源、化工、装备、冶金、农产品加工、特色旅游等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生态建设成绩显著，生态屏障得以加强。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送水进京等大型国家工程和数以亿计的西部劳务输出也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全国的发展大局。

 

　　直到今天，西部作为国家持续发展和战略安全的重要支撑，其作用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还在不断提升。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此后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进一步确定了西部地区在我国新时期国际战略架构中的重要地位。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西部考察调研中指出：“西部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回旋余地所在”。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发，又进一步明确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力度，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使西部大开发的国策持续推进。

 

　　空间之维：面向全球的大国之路

 

　　西部开发的视野和有效实践也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拓展、深入。过去两千多年，在统一国家的内部发展框架中，西部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压舱石：西部固则国家稳，西部兴则国家盛，国家危急时，西部是退而可守的战略大后方，国家进步时，西部又是发展要素的重要补给地。

 

　　而在今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成为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国的共同诉求。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到了世界中心，内部进入了必须深化改革、发展转型升级、消化过剩产能、投入科技和工业革命，并积极参与全球新一轮价值链创造和分工的新阶段。在中国大国崛起的时代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将跳出内部视角，面临新的任务、新的机遇。

 

　　20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曾将政治家的眼光投向西部，他在谈及国都选址时说：“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从战略视角阐释了西部在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意义。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则切实将西部地区从腹地推进到开放发展的前沿，这是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的有机延伸和更高层面的战略安排。在新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学”环境中，西部将承载国家能源安全、生态改善、民族团结、政治安定的大基地、大走廊作用，“向西推进”战略已然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西部战略发展之思：西北战略安全走廊建设

 

　　西部大开发要做好，要成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支撑，本身要成为坚实的基地。当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一些制约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如自我发展能力仍然较弱，与东部绝对差距拉大，政治安全和民族问题凸显，“生态脆性”仍旧突出等问题叠加。当前，需要从顶层设计上重新审视，通过经济合作带动区域安全，集中力量办大事，把资源比较优势就地转化为综合产业优势，在策略上从通道建设转变为区域建设，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全面发展；从重视“长度”转变为重视“密度”；从一般政策投入转向重点产业植入；从政府开发主体转化为多元化的开发建设主体。如果本着启动西部、发展西部、藏富于西部、繁荣西部的指导思想去进行西部开发，西部的宜居、宜业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中国人口空间布局的合理调整也将会列上议事日程。

 

　　在西部的发展中，还要进一步突出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实际存在着一条国家综合战略安全的大走廊，这一走廊在过去的条件中难以优先发展，而今天经过近20年的降水观测，21世纪初施雅风院士等提出的西北地区气候从“暖干”向“暖湿”转型的判断基本成为不争的事实，暖湿化的世纪变迁，将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插上绿色翅膀，应当利用宝贵的自然机遇，继续加大对西北的投入。加之现代科技革命及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我们有能力制定科学的规划开发西北，提升西北，使之成为可游、可居、可业的乐土。

 

　　具体来说，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对外“五通”的同时，应当尽快启动“丝绸之路九大战略安全走廊”建设，即：能源安全走廊、民族团结走廊、文化交流走廊、生态安全走廊、现代交通走廊、丝路旅游走廊、新兴产业走廊、经济移民走廊、特色城镇走廊。并以此为引领，促进西部陆路、航空、管道交通立体发展，推动发展西部生态建设兵团组建及科技支持体系建设，打造区域协同中心和智库，加强项目库建设，充分发挥丝绸之路自贸试验区作用，提升欧亚产业综合园区品质，打造西部现代生产服务业体系，促进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丝绸之路战略安全走廊的建立，将创造产业发展、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生态治理、传统能源可持续开发、可再生能源有效利用等多领域的新发展模式，为世界落后地区发展路径探索做出贡献，为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提升以及水资源匮乏地区生态治理等总结出独特的中国经验。

 

　　经济发展中，有期货，有现货，有些东西需要韧性，需要久久为功。西部大开发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要有持续、长期的投入，当前中国正走向世界的中心舞台，做好西部的事情，就是做好中国的期货，筑牢大国崛起的根基。我们期待这一国策结出新的硕果。（文/李骊明 雷蕾）

 

　　(李骊明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委员；雷蕾系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