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20年来，重庆、四川、陕西跨越秦岭，连接起约38万平方公里的“西三角”经济区，其经济总量仅次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级，撑起了西部经济的“半壁江山”。

　　

　　然而，20年来，“西三角”各省（市）的发展有喜也有忧，直辖市重庆以绝对的自信保持第一；四川成都则以无比矫健的步伐领跑西部；而相对较弱的陕西西安则在与重庆和成都相比中，显得失落。

　　

　　20年后，国家再一次将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着更高的水平和更好的方向推进， “西三角”经济区再次备受瞩目。面向新时代，“西三角”如何在形成新格局中发挥支撑作用？如何在新发展理念下，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如何在完善基础设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发展、聚集各方人才等方面精准发力？也就是说，无论是重庆、四川，还是陕西，努力让自己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唯有合作大于竞争，在“协同”中实现“联通”，才能剑行天下，让“西三角”真正立起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促进成渝、关中平原城市群协同发展”……

　　

　　这是国家赋予重庆、四川、陕西的重任，也是雄心壮志的三省（区）向国家的约定。那么，如何履约，这三省（区）才能真正的将中国的“西三角”立起来？

　　

　　“西三角”的雄心

　　

　　早在2004年，就有学者提出“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指出以中国西部的重庆、成都、西安这三座城市为支撑点，形成一个连接大西南和大西北版块的经济合作区域，建设中国西部经济重心和中国西部经济高地的构想。2011年6月，西安、重庆、成都三市签订“共同搭建西三角”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三市共同搭建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畅通投资贸易渠道，促进三地客商交流合作。2020年9月，川陕渝三省市文物部门共同签署《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共谋西部文旅“西三角”。

　　

　　“西三角”经济圈融合了以西安、重庆、成都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3亿，辐射了周边60座大中小城市，是西部经济增长极，能带动、辐射整个西部经济发展。2019年，四川、陕西、重庆分别以4.66万亿元、2.57万亿元、2.36万亿元位列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前三，三地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10%左右。不沿边不临海的“川陕渝”为何能走在西部各省市前列，回望三地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究竟。

　　

　　二战期间，川陕渝地区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大后方，不仅是彼时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当时的工业中心。三线建设时期，“川陕渝”承接了国家工业建设任务所积累的产业基础，如陕西和四川的航空产业，重庆的重工业等，均是中国老工业基地所在地。

　　

　　进入21世纪，国家的几次重大战略都惠及“川陕渝”。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给三地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重庆、成都、西安——西部仅有的三个国家中心城市，成为最早设立自贸区的西部省市。

　　

　　一方面是国家政策赋能，另一方面“川陕渝”也积极谋求改变以扭转地理劣势带来的阻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构筑了集航空、铁路、水运于一体、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由内地跃升为开放的前沿。2019年中国十大机场客流，成都、西安和重庆分别排名第四、七和九位。中欧班列统计数据显示，中欧班列（成都）累计开行超过4600列，约占全国开行总量1/4，成为全国运行最稳定、运行时间最短、发班频率最高的中欧班列；中欧班列（长安号）2019年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蝉联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全国第一；中欧班列（重庆）2019年重箱折算列超1500列，位居全国第一，运输货值也位居全国第一。西成高铁的开通，让成都到西安的时间从16小时缩短至3小时，西渝高铁即将动工，3小时经济圈正在形成。这也印证了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的话，“先有了（高）铁三角，‘西三角’才能真正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

　　

　　同时，“西三角”近年来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重庆在传统机械制造、化工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成都以电子信息、汽车、机械等为支柱产业，还有发展迅速的第三产业；西安在传统军工制造业上优势明显。

　　

　　而在一体化城市群方面，“西三角”涵盖了“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这是我国西部最强的两个城市群，若能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一体化发展，对壮大西部经济体量、增强西部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实力方面将更有分量。

　　

　　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让成渝两地一体化发展正逐步变成现实。成都东进，设立东部新区；重庆西扩，主城区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12个，组成新的“主城都市区”；西安则规划了“北跨、南控、西进、东拓、中优”的大西安发展思路，今年西咸一体化也是箭在弦上。2020年上半年，川渝两地相关部门频繁接触，举行线上会议，签署系列合作协议，加强在市场监管、人才招聘、教育、招商引资等各领域的协同发展。思想上深化“共识”、经济建设“共振”、民生服务“共享”、发展成果“共赢”，坚持成渝“一盘棋”发展格局。这也为川陕渝三地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思路和经验借鉴的蓝本。

　　

　　西部智库专家、西南交大教授、四川省产业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骆玲在评价“西成渝”经济圈未来前景时说，“三个城市都是‘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支撑点，需要三个城市主动在战略上协同，包括产业发展协同、搭建快速交通网络，才能实现经济的联通。”

　　

　　四川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建伟则认为，三地交通改善后，资金、人才、信息交流更多，城市间流动性加大，是交流、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预计未来“西成渝”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增长点、领头羊。

　　

　　重庆的自信

　　

　　翻开中国区域版图，重庆恰好位于连接东西的中间位置。1997 年，重庆直辖市挂牌成立，中央赋予重庆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发挥其区位优势和辐射作用，带动西部发展。在这一点上，重庆有着足够的自信。

　　

　　20多年间，这个年轻的直辖市深度融入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山水环抱间飞速生长，由直辖之初的“大县城”发展为国家中心城市，由连接东西的“中间位置”变成了“中心地带”，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了新作为、实现了新突破。

　　

　　新时代赋予重庆新使命。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经过西部大开发20 年的发展，西部地区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重庆已是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轻轨穿行、万桥飞架，以前无法跨越的“天堑”，早已变成“通途”。

　　

　　在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看来，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10 年，重庆的基础设施加快上马；第二个10 年，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内陆开放建设，由开放末梢变为开放前沿。

　　

　　为了实现由开放末梢变为开放前沿的目标，重庆在内陆开放方面积极进行探索，也取得了许多支撑性的成果：铁路、高速公路大规模快速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日渐成形，国际航空枢纽功能日益增强，交通服务品质大幅提升，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近年来，重庆更是不断推进国家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以构建综合交通枢纽为目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构建了“米”字型高铁网、城市轨道交通网、国际航空枢纽网、“三环十八射”高速公路网、城市路网等“五张网”。

　　

　　2019年全市铁路营运里程达到2394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100公里、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能力分别达到2.1亿吨和480万标箱、航运旅客和货邮吞吐能力分别达到4500万人次和110万吨、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313公里（位居西部第一）。

　　

　　在产业转型发展方面，重庆更是走在了前列。重庆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开放格局，不仅吸引了全球的要素资源汇聚于此，还辐射西部地区，推动西部地区迈向高质量发展。

　　

　　重庆把产业高质量发展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创新，聚力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经济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以“金融+”助推产业发展，重庆国家中心城市支撑作用日益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2019年重庆GDP达到23605.77亿元，是1999年的15.9倍，在西部12省市中位列第3，较1999年提高2名；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达到53.2%；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对工业增长贡献率分别达43.5%和30.7%，2019年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1.4%。

　　

　　拿电子信息产业来说，最初重庆只是代工生产，但随着数百家来自全球各地的相关企业陆续落户重庆，笔记本电脑的42 种零部件已基本实现本地配套，也推动着电子信息产业向“芯屏器核”多终端体系方向发展。

　　

　　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看来，重庆要实现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历史使命，着力点之一还是应该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率先突破。

　　

　　近年来，重庆“两江新区”成为开发开放主战场，2011年开通全国第一条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4500班（全国第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已通达90个国家的190个港口，无缝衔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实现“天天班”稳定双向对开，推动西部地区步入全面开发开放新阶段。2019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5792.8亿元，在第二个十年内增长了5.36倍，高于西部3.36倍、全国4.10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8年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

　　

　　2020 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深化川渝合作，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对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支撑作用”的发挥意义重大，也将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的贡献。

　　

　　成都的领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抓住三线建设、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正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新时代。2016年以来，成都连续四年位列“新一线城市”榜首，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的领跑冠军。

　　

　　2018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时，明确提出支持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新思想新理念引领下的成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正运筹并实践着世界城市的大城崛起。

　　

　　细细梳理成都的发展，跟重庆、西安一样，经历了同样的机遇期和同样的发展之路。而不同是抓住机遇的能力和善于改革的魄力。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成都抓住中国加入WTO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通过“引进来”战略推进工业跨越发展，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群。到2012年，世界500强落户成都的就有230家之多。

　　

　　进入新时代，成都则从强化顶层设计和加强产业培育着手，围绕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力度，工业产业体系不断优化。2013年，在综合考量新常态阶段性特征、工业化发育不充分、产业发展潜力等基础上，成都提出了工业“1313”发展战略，将13个重点产业确定为“突出发展、加快发展、优化发展”3个层级。2015年基于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的重大调整和经济新常态提出的更高要求，在全国率先启动编制了《成都制造2025规划》。2017年，成都围绕建设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城市的目标，构建“5+5+5”现代产业体系，超前布局未来产业。2018年，成都攻坚“5+5+1”重点产业领域，明确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和绿色食品产业为先进制造业重点，同时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5G+”“清洁能源+”“供应链+”为核心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开放型产业体系。

　　

　　如今，我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成都如何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2017年底召开的新经济发展大会上，成都提出，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2018年，成都新增新经济企业4.1万家，4家本土“独角兽”企业破茧而出，新经济企业专利数量达5.65万件，同比增长117%，新经济活力跻身全国前三。2019年，新经济企业突破36万户，增长27.6%，独角兽企业达到6家……如今，众多引领新经济发展的行业巨头都把目光瞄准成都，沿天府大道向南北纵深展开，共同组成一幅成都新经济产业地图。

　　

　　从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召开，到率先在全国设立新经济发展委员会；从把“新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动工建设全球首个“独角兽岛”；从启动实施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和“双百工程”，到在全国范围内首发城市机会清单……如今，成都正以“新”面貌示人，推动新经济在全国率先起势，成都发展新经济的努力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而在打造对外开放高地方面，重庆、成都、西安可以说齐头并进，从西部的大后方一度成为我国开放的新高地。

　　

　　就成都而言，自1992年成为对外开放内陆省会城市以来，其开放战略重点逐渐从“借船出海”转向“筑巢引凤”，尤其是2000年中央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商投资、对外贸易和“走出去”为核心内容的开放型经济格局初步形成。

　　

　　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货源地，作为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纽带，成都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彰显出的重要战略地位与独特优势不言而喻。

　　

　　成都的雄心体现在：一是依托蓉欧班列，构建国际铁路货运枢纽，加快构建以成都为枢纽的新亚欧大陆桥。二是依托双流国际机场和天府国际机场的“双机场”优势，打造国际航线网络，全力推进国际门户枢纽建设。三是聚焦中国中西部面向全球的航空门户枢纽、洲际航空中转枢纽和航空货物转运中心建设任务，拓展形成国际航空客货运战略大通道，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强化空港国际中转能力。四是以成都为支点，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经济区，进而联通东盟的南向新通道。最终实现从国内到欧洲、东南亚各国的“链接”与“辐射”，构建泛欧泛亚“空中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立体大通道体系。

　　

　　在城市发展方面，不管是“新一线”城市的市场期许，还是“国家中心城市”的能级定位，均深刻影响到成都的未来走向。也意味着，成都将更加注重内涵式扩展，更加着眼于符合人的需求、市场需求及社会需求的发展。

　　

　　2017年4 月，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市委市政府着眼于治理“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和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重塑产业经济地理” 的战略谋划，组织编制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系统谋划了成都未来发展新蓝图。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在天府新区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习总书记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紧接着，成都制定《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成立天府公园城市研究院、累计铺就2607公里的天府绿道、全球最大城市森林公园也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是成都探索建设公园城市的建设路径，也是成都正在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公园城市建设描绘的“样本”。

　　

　　如今，成都已连续十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在“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公布的2018年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中，成都排名上升至71位，连跨两级，列国内“新一线城市”首位。

　　

　　成都的发展，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评价指出，成都的发展得益于其良好的产业经济基础，也是成都成功抓住了祖国三线建设、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的成果。未来，成都应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势，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做汇聚人才等新时代优质资源的高地，在生物科技、智能制造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解决关键性瓶颈问题，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安的压力

　　

　　西安这座有着千年建都史的“世界之城”，到20世纪末，西安不仅GDP总量在全国城市排名40开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也被后起的乌鲁木齐超过。 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西安GDP总量仅为613.7亿元。当然，城市的兴盛与衰落，始终都是围绕历史变迁而展开。

　　

　　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来，西部12省（市、自治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水平、居民生活，还是生态环境，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统计显示，1999年到2019年，从经济总量来看，西部12省（市、自治区）经济总量从1.58万亿元增长到18.4万亿元，增长约11.6倍，占全国GDP比重由17.3%提升到20.5%。

　　

　　对陕西省来说，西部大开发20年，地区生产总值从1999年1592.64亿元，增加到2019年25793.17亿元，年均增长11.4%。具体到西安而言，2000年，西安GDP总量688.51亿元，人均GDP9484元；2019年，西安GDP增至9321.19亿元，人均GDP92256元；这20年间西安GDP规模翻了13.5倍，人均GDP翻了9.7倍。

　　

　　从曾经辉煌一千年，到跌落一千年，再到21世纪西部大开发的二十年，尤其是新近几年的发展建设，西安也进入全国“新一线城市”名列。这座曾经最失落的“废都”，也迎来了复兴的契机和腾飞的希望。

　　

　　然而，在西部大开发这20年间，西安相较于重庆和成都，有一定的失落和追赶的压力。

　　

　　从经济实力看，在经济总量上，西安与重庆、成都的经济总量有着较大差距。2019年，重庆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5，成都在全国排名第7，而西安在全国排名第24。

　　

　　从人口规模来看，2019年重庆总人口约3124万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成都目前人口总量是1658万人；而西安的人口总量是1020万人。由此也可以看出，重庆、成都经济总量高的原因，与它们的人口总量有直接关系。

　　

　　从城市规模及面积来看，重庆自1997年设立直辖市后，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坐拥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总面积为8.24万平方公里。成都拥有12个区、3个县，同时代管 5个县级市，城市总面积为1.43万平方公里。 西安目前辖11个区、2个县，代管西咸新区，城市总面积为1.08万平方公里。所以，和重庆、成都这两座城市的经济数据相比，西安的主要问题还是城市规模较小。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口规模，或者说是城市面积，西安和重庆、成都，都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

　　

　　由此，也足可以说明，经过20年的发展建设，“西三角”经济圈中西安这个支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已经无法与重庆、成都相提并论。“在某种程度上说，西安这个支点的经济实力相对塌陷，难以维持‘西三角’的平衡。”张宝通说。而且，随着大西南整体性的崛起，有人提出“成都-重庆-贵阳”新“西三角”的概念，支持者也比较多。“所以，‘西三角’经济圈中的西安这一支点，很可能失去存在价值，传统‘西三角’的概念被淡化，新‘西三角’将乘势崛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郝渊晓如是说。

　　

　　从科教方面看，西安跟重庆和成都相比，长期以来，西安引以为豪的就是科教资源优势明显。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优势正在缓慢减弱，科教资源外流现象不断出现。众所周知，西安高校与科研机构数量众多，是中国重要的科教中心。西安作为高校、人才生产基地，拥有一大批让全国学子向往的名校，但西安却很难留住人才。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任保平说：“一直以来，西安的人才资源都在不断外流，毕业生本地留居率比不上成都、重庆，异地毕业生留居吸引力也不及成都、重庆。” 当前，重庆和成都正在共建西部科学城，这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城市化浪潮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载体。西安虽有西安交大创办的西部科技创新港，但跟西部科技城比起来，还是要显得薄弱一些。

　　

　　从产业水平看，在过去20年里，西安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之初，西安市工业化率一度达到54.1%；但到了2016年，这一数据下滑到22.3%，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任保平认为，西安过早地进入“去工业化”阶段，尚未“真正工业化”，就“去工业化”，导致产业“空心化”，城市发展缺乏“硬实力”支撑。“西安工业化不足，服务业虚高，就形成了产业空心化。因为第三产业是为第二产业服务的，第二产业发展不足，给谁去服务？这种经济结构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就业机会少，人民收入水平低，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不足。”

　　

　　反观成都与重庆，在过去20年里，这两座城市抓住机遇，强化制造业发展，推动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期。例如重庆是全国老工业基地，工业门类齐全，制造业实力强劲，特别是汽车和电子制造两大支柱产业，占据了重庆工业半壁江山。近年来重庆以长安汽车为龙头，引进、培养了东风小康、众泰、力帆等自主品牌，以及长安福特、上汽通用五菱、北京现代等合资品牌厂商，一举成为全国汽车厂商数量最多、汽车产量最大的城市，成为重庆经济的“压舱石”。另外，近十年来重庆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培育起年产值超过5000亿元的电子制造业，跻身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和全国第二大手机生产基地，形成了完备的电子制造产业链，成为重庆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在新一轮产业布局中，重庆和成都已在新兴制造业、高端服务业方面奠定强有力的基础。所以，与这两个城市相比，“西安的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产业还有很大差距，制造业发展不容乐观，同时第三产业缺乏高端的、高附加值产品和品牌。”任保平认为，过去20年，西安失去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遇期。

　　

　　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过去20年，西安经济体制和营商环境改革滞后，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缓慢，重庆和成都，整个经济结构多元化，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它们的企业数量和体量，都比西安多。”任保平说到，“西安的营商环境，无论是硬环境如制度的完善程度、办事的效率、服务的质量等，还是软环境如人的思想观念，都比重庆和成都差一些，跟东南沿海城市更没法比，很多人还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

　　

　　此外，长期以来，无论是陕西还是西安，其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由国有大型企业掌控的，如延长、陕鼓、陕汽、陕煤、中钢、中航、中核等，经济结构多以传统工业、国有经济为主，市场化程度不高。而成都只有宁江机械厂、四川煤建等大型国有企业，少有国字号开头的大型企业。因此，跟重庆和成都相比，西安的民营经济相对薄弱，尤其是缺乏科技型的、知名的上市民营企业。“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是全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时机，西安却没有把握住这一战略机遇期。”郝渊晓有些遗憾地说到。

　　

　　从对“政策红利”抢抓来看，过去20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很多与西安相关的重大战略规划，包括“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欧亚经济论坛、“关中-天水”经济区、世界园艺博览会、西咸新区规划、国家中心城市等等。这些政策和机遇，给西安带来了诸多利好，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就过去20年发展而言，西安没有充分利用好政策和机遇，城市的发展与人们的预期差距较大。 比如创办于2005年的欧亚经济论坛，这是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机制，是面向广大欧亚地区的高层次、开放性国际会议。作为论坛永久会址的西安，迄今连续举办了七届欧亚经济论坛。但是，对比博鳌亚洲论坛的带动效应，欧亚经济论坛则相形见绌，西安未能发挥其应有效应。

　　

　　再如，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西安作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目前尚不说对省外天水的辐射带动作用，即使是对省内的咸阳、渭南、宝鸡，西安的作用和影响都相对有限，这一规划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张宝通评论称。 此外，西咸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如今连新区的归属定位问题都还纠结不清（尽管已经划归西安代管），土地、财政、法律地位不明确。过去二十年里，西安享受的政策、资源一样不少，但发展却是差强人意。事实上，将政策红利充分利用，加之自身的历史、文化、旅游、科教资源优势，不说超过成都，就算是正常发展，也不至于被甩得如此之远。对一座城市而言，面对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一步跟不上，则步步跟不上。

　　

　　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来看，2009年6月，国务院批复颁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要求西安在2020年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雏形。事实上，国内宣称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不下上百个。但是，由中央层面明确定位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只有北京、上海、西安。这对西安而言，不仅是与北京、上海比肩的问题，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然而，十几年前颁布的国家战略，要求西安今年建成国际化大都市雏形。当下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按照有关标准，西安距离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很大差距。不仅跟国际上的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有很大差距，与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乃至成都、重庆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按照国际化大都市标准，西安在外国领事馆、外资银行、500强企业分支机构、国际性展会、入境游客数量、外籍人口比例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劣势。从外国领事馆的数量来看：15个国家在成都设立了领事馆，10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西安目前只有4个国家设立领事馆。从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来看：一般情况下，国际化大都市的世界500强企业分支机构，多数是在250家左右。截至2018年底，入驻西安的世界500强企业为203家，重庆是287家，成都目前落户世界500强企业达到301家。

　　

　　综合以上对比来看，西安当年提出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构想，基本没有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说，过去20里，西安失去了对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承诺。客观来讲，西安不缺少发展的机遇，而是缺少了发展的后劲及魄力。

　　

　　好在，西安看到了差距，也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计划。例如在城市格局上，2018年底，西安提出了“北跨、南控、西进、东拓、中优”的超大城市发展的大西安空间格局，“富阎一体化”“西咸一体化”“西渭一体化”赫然在列。按照规划，未来西安将形成“三中心二高地一枢纽”六维支撑体系下的“三轴三带多中心多组团”发展格局和“三廊三带一通道”的产业格局，以及功能内涵丰富的“国际版”“升级版”的“五都一枢纽”。

　　

　　与重庆、成都相比，西安的确有一些差异，但反观西安这20年来的发展，在西部地区仍在前列，在“西三角”中的力量不可或缺，西安的未来仍旧可期。（文/本刊记者  张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