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陕西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的双重跨越发展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战略性判断，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追求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提出了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对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实现质量型发展、创新型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型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陕西如何在这一新的战略发展中立足实际，找好定位，兑现总书记对陕西经济实现追赶超越的殷切希望，实现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双重跨越式发展，这是陕西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选择问题

　　必须从省情实际出发，确定明晰的追赶超越战略

　　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导向和内生性的动力驱动。从根本上讲，是需求结构变化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而需求结构变化的基础是居民收入从量的变化到质的飞跃的体现。据世界银行分析数据，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130美元，预计2017年将会达到9100美元，按照世行标准，这个收入水平已达到中等收入的偏上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12000美元的标准。在这个收入水平基础上，消费结构必将出现质的变化，人们将逐步告别温饱型消费，食物类消费占比会趋于下降（近年来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左右），消费将呈现品味型、享受型、发展型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填饱肚子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剩余收入，这些剩余收入除去一部分投资偏好之外，人们开始追求商品与服务的更好品质、更高质量，同时，人们开始逐步弱化对物质产品的追求，希望得到更好的休闲、更好的健康、更好的医疗、更好生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等等。而且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在规模上远远大于传统的食品类消费规模。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63.5%，较前几年已有显著提升。但从陕西实际看，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2017年陕西居民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大关，达到20635元，与全国居民收入25974元相比仍有5300多元的差距。由此，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才达到52.3%，比全国水平低11个百分点。

　　另外，陕西的工业化水平偏低，县域经济在全省占比达半壁江山，但县均GDP只有111.6亿元，与全国县均水平194.6亿元相比差距近一倍。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陕西县域经济依然是以农业为主体，上世纪七十年代陕西本地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普遍衰落，未能像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样得到充分发育，并和改革开放的大潮衔接，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世界加工厂的基地。陕西县域工业化程度低，工业基础薄弱，始终是制约陕西经济腾飞的关键性因素。从劳动力结构上看，陕西传统类的能工巧匠在工业化时代迅速消亡，现代技工类的劳动力缺乏工业化环境的熏陶普遍发育不足，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工业化的发育。从现代工业结构看，陕西的航天、航空、电子、军工等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是一五期间和三线建设时期通过国家意愿布局形成的，属于嵌入式工业成长模式，这种模式和区域内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融合，形成不了产业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造成陕西现代工业体系和整个社会工业基础薄弱并存的奇特现象。

　　基于陕西消费率对经济贡献度偏低和工业化水平偏低的现状，陕西在推动高质量增长方面无疑面临严重的发展瓶颈。陕西在目前的现状制约下，必须科学处理好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口号式的追求发展质量，可能会导致无源之本。陕西依然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必须完成补工业化短板这个历史课题，由此，决定了陕西依然需要走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加速工业化，实现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在经济规模和国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前提下，社会的消费结构无疑将发生巨大变化，这样，才会为质量型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进一步讲，陕西当前必须在确保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兼顾好结构调整和质量增长。

　　实现双重跨越式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奠定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基础

　　当前，陕西正处在最好的历史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陕西自贸区的设立，国务院关于陕西关中城市群的批复等一系列重大利好政策把陕西推到了改革发展的前沿。但是，长期以来，制约陕西发展的观念守旧、体制、机制落后和市场基础薄弱等问题依然严重。为什么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难以解决？解决问题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

　　笔者以为，陕西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在政企这一对矛盾中，政府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如果政府的观念变革滞后，体制改革滞后，原有体制的矛盾性质不会取得质变；况且，在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市场力量更显薄弱，单纯依靠市场化主体和发达地区展开竞争是难以取胜的，必须构建一个高质量、高素质的政府，发挥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领力、公信力和规划力，才能有效弥补区域市场力量薄弱的问题；相对而言，塑造一个高质量的政府成本远远小于塑造一个高质量企业的成本，往往由于政府主要领导的更迭，引发的观念变革、体制、机制创新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像西安市政府由“烟头革命”引发的行政效率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此，解决陕西长期以来面临的观念、体制和机制问题，必须从政府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首先解决好政府的观念变革，并通过深化行政改革，真正促进政府体制转型，把服务型政府职责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落到实处。

　　其次，在完善市场基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着力培育要素市场。在资本、土地、劳动、技术、企业家才能、各类市场中介服务等一系列要素市场中，企业家才能和资本是最核心的要素，也是陕西要素市场最短板的地方。企业家是要素市场的主体，也是配置要素的灵魂，要素配置效率是在企业家的决策和指挥下实现的。因此，加大培育企业家群体，创造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创造力，是区域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保障；资本作为流动性最强的要素，是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工具，资本流向哪里，必然牵引其他要素也流向哪里。因此，陕西必须破除以银行体制为主体，以信贷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大力发育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让金融市场成为区域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有效载体。

　　笔者相信，在这样一种变革的推动下，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会逐步形成，伴随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一定会得到新的跨越。（冯涛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