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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较量 不能不想到的感恩

来源:西部决策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6-29
   
难忘的较量 不能不想到的感恩
——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理论突破的一些回忆

  人所共知,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

  人所共知,农村改革是安徽凤阳县小岗子村带头推行“大包干”搞起来的。

  人所共知,小岗子村在实施“大包干”时,有十八户农民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摁了指印联名签署了“生死文书”契约。

  这事会有这么严重吗?现在的年轻人一定想不来。然而“过来人”都清楚,在那个“左”得不能再左的年代,他们这样做便会认为是改变了“集体经济”的性质,触动了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是一种至少会被关上多少年禁闭的事!

  可是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是,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也发生过一番艰难的较量,这场“改革”在学界同样是费了周折的。当年大多数人因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较深,理论认识模糊,说不清所有制能变或不能变的道理;另一则是害怕违背“宣传统一口径”,害怕承认所有制变化会给自己引来麻烦、惹出乱子,甚至是明知所有制有变化也不敢承认,而是谈所有制色变,把它看作讳莫如深的东西。因为即便是发动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松口,还明确强调“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说它“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也因为如此,当年一位兼有重要政治地位的大理论家,于1982年至1984年期间,连篇累牍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文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等权威报刊上发表大块文章,大讲农村联产承包中“没有所有制变化”、“所有制不能变”,“变的只是劳动方式”。也许是他的地位特殊,也许是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发表这些有份量的文章,于是他似乎成为这个问题上最有权威最有代表性的“新闻发言人”。

  此时,在一个陕北小县上工作的年轻人,用他在改革一线的真实体会和从经典著作中获取的启示,勇敢地同这位大理论家开始了一场近三年的很不对称的较量,他公开声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根本上是一场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所有制领域的革命和重大变革。”

  作为那次较量中的年轻人,笔者现在已到古稀之年。几十年中,我始终将这段经历铭记在心,并为能参加这场较量而深感庆幸。值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更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既是对自己最早从事改革理论研究的一种眷恋,更是对那个时代中一批理论家实心实意支持自己探索的感恩。基于这双重的情感,我动笔撰写了此文。

农村所有制改革坚定的早期倡导者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笔者斗胆地说,我是中国农村所有制改革的最早和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这也许可以由以下几件事证明:

  ——1984年夏季,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启了“全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讨论会”,这是首次召开的专题研讨农村改革的“国字号”研讨会,征稿对象是中央和省两级政策研究单位和学术研究机构。就是这样的一次高规格会议,当会务筹备人员在看了一位并非征稿范围的人自行寄来的文章后,决定立刻打电话联系邀请作者参加会议,在电话联系未果的情况下又发电报到作者工作的子洲县政府,让他“速来中央党校开会”。我接到电报后赶紧出发,于7月1日下午到达中央党校,而大会开幕式已于上午举行。在小组会上,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较为仔细地讲述了自己认为农村改革应该大胆承认所有制有变化的观点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惊,获得了较为一致的好评。接着我又登台做大会发言,而在几十个大会发言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公开讲述所有制变化的。大会主持者特意将我排在末尾一个发言,说为了给我延长些时间(前面人发言每人不超10分钟,到时主持人便摇铃让你停止发言),结果我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最后给大会“放了一炮”。

  记得我在发言结束时大声疾呼:“我们一不要怕说所有制有变化;二不要忽视这种变化的实在意义。而应该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恰当说明这种变化,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大会当晚,会务组要我将自己的发言简化为几个观点,第二天我的观点作为一期简报印发给大家。不久,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名为《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的新发展》大会论文集,将我的文章选了进去(让我把三万多字的文章压缩至七八千字)。

  ——1984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内刊《未定稿》第27期,刊登了我《对农村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关系的探讨》的文章。此前,当我看了《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1983年第4期上,刊登的那位大理论家《论联产承包责任制》《再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等文章,公然反对说所有制有变化,把本来由所有制改变引起的分配关系变化,说成是由“标准产量”(这是他制造出的一个概念)决定的,把农民清清楚楚“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实在分配过程,说成一个虚无缥缈的抽象东西。从此,我便针对这个理论家的观点写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这次发表的一万五千多字的稿子,是我寄给他们的第二稿的第二部分。

  ——1986年,在国家体改委领导下,有关部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出征文启示,“为纪录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为纪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轨迹”决定向全社会征文,编辑出版《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首卷)》年刊。当时我仍在子洲县工作,便把《未定稿》1984年第27期上发表的文章投寄了过去。当年6月30日正式出版的年刊,竟把拙作选了进去。从目录一看便知,年刊共选的一百多篇论文中,直接研究农村改革的只有三篇,而研究农村改革中所有制问题的只有拙作。本年刊是官方编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其“编后致读者”中说:“这个文集的宗旨,是为了记录探索的足迹,鼓励对重大经济问题的超前研究,它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创新精神”。这次征文不收费也不付稿酬,连文章最后被入选都不告知作者,具有很大的公正性。

  事实清楚地说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中,理论界公开研究农村改革中所有制问题的并未多见,尤其是顶着压力公开有理有据地倡导所有制应该变、可以变、变得好的,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了。

实践的深刻感悟和经典理性的教正

  人们不禁要问:当着联产承包的初期,笔者何以产生主张所有制要变、应变和变得好的认识呢?这确实是有根源的。我的家乡子洲县是个贫困山区(至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从小起目睹合作化后乡村的贫困,1975年大学毕业后(原为高中六六级学生,插队后进工厂当学徒,72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就学于陕西师大政教系)又回县上工作。改革开放初期,我连续几年被派往生产队蹲点,先后从事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和承包制改革,先是搞打击“下放土地”,后又推行联产承包,其中确使我得到不少感悟。

  记得有一年,我到一个村子蹲点劳动,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提高粮食产量,发动农民修建水利设施,连大年三十都不休息。一个冬天带领生产队修整出100多亩高抽水田,自以为给农民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实际上自己却明显地感受到,农民并不领你的情,甚至还有着强烈的对立情绪。过了一年多,我再次来到这个村子,原以为那片曾经付出过辛勤劳动的高抽地,会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但看后令我目瞪口呆的是那里已经不是田地了,而变成了一排排的窑洞,一百亩高抽水田都成了农户的大院子。

  还有一次,我们组织工作组去纠正一个生产队下放土地问题,我私下里问一个农民:“好好的集体的地,你们为什么要偷偷地分下去呢?”农民坦白地回答:“集体也吧,单干也吧,我们说不太清,我们只知道怎样能多打粮食。就说单干,咱这山坡地也‘跟垧打石’,而现在这集体连一半也打不下。你们的集体‘好’就好在不打粮食!”1978年农村的政策开始放宽,政府允许农民开展“联产承包”,而农民始终觉得不过瘾,偷偷摸摸地搞“大包干”,他们说“这‘大包干’,才能真正见到效。”

  这些事在当时很刺我的心。我思索着:为什么农民总是不能同我们想在一起呢?原因在哪里?为此,我专门学习了经典著作。通过学习我认识到,现在农村的合作化只是一种简单协作,从形式上看通过剥夺农民财产权利,把分散的生产资料组织了起来,强制大家在一起来劳动,成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但实际上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的生产与他人的生产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在很大程度仍如同马克思形容的小农社会一样,“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本来,这种简单协作还有些好处,比如一个搬不动的石头,两个人就可以抬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生产力。但由于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问题,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便连这点好处也被抵消掉了。

  同时,我从马克思著作的学习中认识到,所有制是个建立在财产占有基础上的综合性概念,并非只是个简单的归属关系,一种财产关系中因产权组合的不同,可以产生多种实现形式,资本家采取“两权分离”的方式,创造了股份制经济就是个很大的进步。由此我认为,社会主义也一定可以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产生多种形式。改革所有制并不可怕,未必会改变所有制性质,这连资本家都不曾怕过,我们为什么要怕呢?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坚定地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应该改革,既改就应该能解决问题,还农民一个心愿,做到真正能多打粮食。我同意农民的看法,打不下粮食的“集体经济”就不是好的集体经济。而那个大理论家的文章,一方面是支持农村改革,对改革进行一些正面解释,讲一些改革的道理;另一方面却对所有制改革讳莫如深,回避改革的要害问题,反对改革向深里推进。为此,我便着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驳他的观点。

  大理论家的文章每篇都是长篇大论,短的也有近万字,长的则有两三万字,要看一遍也不容易,要批判它就更难。我着重抓住他论述所有制能不能变、变了没有、变了好不好写自己的文章。为了搞清马恩著作中关于所有制理论的观点,我在原先通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和一些全集本的基础上,将凡涉及所有制问题的章节和论述全部摘编出来,然后进行分类对照研究,仔细分析捉摸它的准确含义及内在联系,进而用于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指导。我利用上班工作的空闲和节假日,加班加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自己文章的第一稿,修改后便求县政府的打字员给我打印出来(那时的打字也是一个一个字地敲,很费劲,错了很难修改),然后开始投稿。我的办法是大理论家在哪个刊物上发了文章,我就把自己的文章投给哪个刊物;谁是那位理论家的“责任编辑”,我的文章也就直接寄给谁。同时我把自己的文章寄给中央和陕西省委的研究机构,向他们请教,也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我还把文章直接寄给一些知名的理论家,希望他们予以指教。

  一个小县,几乎所有机关干部都是熟人。每一次的稿子印出来,我都抱着一大堆去邮局寄出,过一段邮局的人又抱一大堆退稿给我,这样一来一往,多次反复,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做一件“自不量力”的事,不少人甚至在说我的风凉话。不过,每次寄出稿子都能有些反馈意见回来。有的报刊编辑来信说,作为个人他还是赞同我的观点的,但因“与宣传口径不一致”不能发表,也有一些编辑还提出修改建议。就这样,随着自己认识的提高和听到的一些批评意见,我的文章后来又大修改了两次,自认为一次比一次有提高,观点更清晰。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研究到底,并深信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难忘的教正和支持,珍贵的历史遗存

  在那近三年的时间中,我是多么盼望能与那位大理论家对话(我的文章每次都寄给他),或能得到来自官方或理论界的支持呀,但那位理论家始终没有同我联系过,不过我还确实得到了学界政界不少人的支持,成为我终身难忘的宝贵财富。

  当年,我投稿的重点目标是《中国社会科学》,我见大理论家文章的“责任编辑”是燕凌、晓亮(后来知道,这个“燕凌”实名是何燕凌,他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副总编;晓亮是经济编辑部主任),于是就把自己的文章直接寄给这两个人。我同时写给他们一封信,请求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这两位资深编辑本身即是学界有名的理论家,可想而知他们的工作和研究加在一起,一定是非常忙碌的,他们的时间也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没想到,两位总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给我这位小作者回信,而且都不是礼节性的回复,而是实实在在指导。我现在仍保存有何燕凌的四封和晓亮的两封信稿,何老师四封信中有三封是同我交换对文章的看法的,有批评的内容,有肯定的内容,有介绍经典著作的观点和先前研究的资料,每封信都是几千字,合起来成为一篇上万字的论文。更难得的是我去中央党校参加全国讨论会期间,同他整整面谈了一个下午。记得我到达北京的当日,即向他写了信,告知我来北京并相约见上一面,他很快给回信说:“按照你在北京的时间,只有七月十日可以同你相见。如你这天有会,请在下午到我们这里一叙。”信中还详细告知了他单位的地址和乘坐的车辆。现在仅凭这封信件,谁能相信这是一个全国最高学术期刊的副总编,在约一位从未见过面的一个年轻小作者呢?当年,我看了他亲切的回信,激动得流出了泪来!

  此后不久,何老师便退休了,在他退休之际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资料,给我寄了过来,希望我能持续研究下去。

  那时我投师心切,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专家学者的姓名和单位,便冒昧地将自己的文章寄给他。就这样我结识了不少名家和权威。《红旗》杂志(即现在的《求是》杂志)编审郑宗汉就是通过此种方式“认识”的。郑老师在收到我文章后,不仅自己认真看了文章,而且让本编辑部刘复荣、黄晓虎一起看过。他来信说:“我认为写得不错。由于我不负责处理这方面的文章,已将大作转请有关编辑阅处。”《红旗》杂志不能发表,他让黄晓虎将稿子转《农业经济丛刊》,还让陕西籍的刘复荣转给陕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安处理。在北京开会时,我也发信约他一见,他也像何老师一样,约定时间并仔细告诉了去的路线和车辆。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保持着同他的联系,他成为我的一个忘年之交。

  我采取同样的方式,结交了人民大学何伟教授、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他们都给我来信谈及对稿子的看法并予以支持。厉教授来信说:“你的一些观点有独到之处,我对农村责任制实行后的生产关系变化与否的问题,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我只是感到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你不必受现存的概念束缚,再研究下去……我初步想到:第30—31页(指我文章)上的概括是较清楚的,可以循着这个路子再研究下去。这表明你的思想开阔,盼继续努力。”何伟教授自己看了稿,又转寄《中国社会科学》的晓亮,给晓亮的信中讲述了他对我文章的看法,并请晓亮阅处。此前晓亮已看过拙作,他接到何老师的信和稿子后又转寄给我,同时写信告诉我“限于宣传口径不便发表。”教授们的认真态度,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在参加中央党校的会前,我把稿子寄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编辑部(此前这个杂志也刊登过大理论家文章),到北京后我冒冒失失地跑到刘兰塑胡同的编辑部打听他们对文章的看法。去后我报了稿子的名称,门口坐的那位编辑便大呼道:“唉,那篇文章的作者来了——”这使我非常突然。接着,几位编辑都凑了过来。他们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很有创意。本来一篇文章只有一个责编,因为我的文章让他们觉得新奇,所以大家传递着看了。后来编辑部蒋主任告诉我,稿子已送总编了,如没意外一个星期便可发排,到时他们很快通知我,让我回去安心等着。我回去快二十天了仍不见编辑部的消息,觉得很不对劲,肯定是出问题了。正好单位有点事,我借故又去了北京。见了编辑部的同志后,他们告诉我:“你的文章被总编打下了。”接着又安慰我可以再写其他文章,编辑部已熟悉你了,以后可以优先安排。

  这件事对我打击较大,我决定找一个支持所有制改革的专家谈谈。经打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是主张所有制改革的。于是我决定去找董所长。我住的宾馆离月坛北小街2号比较远,我早晨六点多坐车出发,几经转换到达那里,单位已经上班,我去办公室一问,办公室的同志说董老师今天不在单位。第二天我又去了,还是扑了空。办公室那位同志问我找董老师有什么事?我谈了自己的想法,那位同志表示同情。他告诉我“你明天早上再来,董老师明天会来,我让他等你。”第三天我高兴地见到了董所长。事先帮我预约的那位同志告诉:“把你的观点浓缩一下,控制在20分钟内讲完。”一进门所长客气地说:“对不起,听说你为见我这是第三次了。你要讨论什么就说。”我按那位同志的要求,力求在20分钟内讲完自己想说的话。我说的过程中,董老师非常认真地听,还不时地拿铅笔在纸上做简记。

  听我讲完,董老师说,我是主张所有制改革,有的人反对还给我扣帽子,但我仍要坚持。你谈的农村所有制改革我赞成,你也要坚持。我听了你的观点觉得很清晰,很有说服力,并能自圆其说,说明你下了功夫了。有些事现在人不接受,或许过一段就会接受。这时我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对我文章的变化情况说了一下。他听后接着说:“这个杂志的主编××我倒认识。”停了下又问:“你能找到××吗?”我回答他:“如果有您的信我就能找到。”他便痛快地说:“行。我给你写个封信。”我原想他只会写个“路条性”东西,没想到他一口气写了两页多,然后折好装入一个信封里,外面还写上“面交”两字递给了我。走出门打开看了信的内容,觉得异常的高兴。他在信中叙述了听我讲解的观点,明确表示“我听了他讲的内容,觉得言之成理”,并说“我并不要求你一定发表此文,而是说你当面听一下作者的看法再决定是否发表。”最后还特意写道:“曹钢同志的思路还是清楚的”。

  我拿着董老师的信返回到刘兰塑胡同,蒋主任看了董的信后便说:“那你可以去找总编。”随即告诉了总编的住址。我记得×总编住在东郊的一个小区里,那天下午北京下中雨,我和我的同事冒雨找到了他家。我让同事在门口等着,一个人敲门进去见到总编。没想到×总编不发我稿子是不愿得罪那位大理论家。他竟然很不高兴地问我:“你看过×××的文章吗?”“你说他讲了什么观点?”我一一作了回答。他然后告诉我,自己与×××关系很好,一起搞过调查。一会说他从未见过我的文章,编辑部是三级审稿制,“你的文章在前两关就打下去了”;一会又说他“在×××那里看到过你的文章”。满口假话,不说出问题的实质。无奈,我把编辑部在此前告诉我稿子已送他做最后签发,戳穿了他的假话。这时他勃然大怒,逼着问:“是编辑部谁告诉你的?”两人谈话气氛很差,我已料定文章绝对发表不了了,让他把董老师的信退给我。他不同意,并说“老董也不轻易推荐稿子呀!”第二天,我拨通编辑部的电话,蒋主任一拿起电话就训我:“谁让你把编辑部告诉你的情况说给他?我们相信你,为你好,说了真实情况,你等于告了我们的状,他今天刚上班就来训了我们——”事已至此,我连编辑部的同志也得罪了!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就在这痛苦中却意外地收到了两个好消息。一是《未定稿》发来用稿函。原来就在我那次与何老师面谈中,他明确告诉我,文章前一部分(理论部分)仍不成熟,而后一部分已比较成熟,让我回去把后部分摘出来再做些修改然后寄来,他把它在《未定稿》刊登出去。我返回后因杂事较多和又去北京的耽搁,没有及时按他的要求完成修改。没想到何老师等不及了,亲自动手代我做了修改,等我修改过的稿子寄去时,文章已发排了。过了几天,他来信告知我这个过程。另一件是王瑞璞教授告诉我,压缩后的文章入选论文集了,不久将正式出版。我的文章终于能与读者见面了,这两件喜事抵挡了因《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事给造成的晦气。

  在陕西省内,我也得到不少支持。省委政策研究室在接到我的文章后,回信予以鼓励,并发函聘请我为“特约研究员”。我需要一些找不到的资料,只要写个信告知一下,研究室陸宝珍同志就很快寄了过来。中央党校筹备农村联产承包讨论会的信息,也是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郝直写信告诉的,并建议我把稿子寄给大会会务组。董辅礽老师告诉我,西北大学何炼成是他武汉大学的同学,让我去西安可以让何老师做些指导,我回西安利用转车的时间去见了何教授,他在听了我的观点后也明确表示:“你的研究很有价值”,热情地支持我一定把这个研究进行下去。我研究农村改革的事被时任子洲县县长的白光盛知道了,他不仅鼓励我认真研究,而且决定召开首次全县“科技大会”,让我在大会上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

  正是有省内外这么多人的指教和支持,那时我虽经历了近三年的艰辛探索,面对种种难题和反反复复的打击,却并不觉得孤立,也没有泄气过,老感到自己是同许多专家学者一起奋斗着,总觉得有一种改革的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在驱使着,一定要寻找到一条破解农村旧体制中矛盾的途径,让理论界理解农民的所需,让政策支持农民的所求。我很清楚,所有制是个“管总”的概念,涉及全局性改革,这个关口不突破,一系列改革便无从谈起。自己并非有意要与谁个人较劲,而是想把问题搞清楚,给“大包干”一个合理的注脚,使整个改革能有个大的突破。现在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心里都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和怀念。这些专家学者有的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当年支持我的举止仍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翻阅那些现在已发黄的信件,深感其作为一种遗存之珍贵。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对一些恩师当面道一声“谢”,自始至终连一支烟都没有给他们抽过,老觉得亏欠他们太多!

改革集体经济,不是再不发展集体经济

  现在回看当年的文章,我感到非常满意是,那时自己主张所有制改革并非是像有些人那样,对集体经济做简单的否定和一味的排斥,而是报着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

  一是我对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变化及新结构的概括是很准确的。《未定稿》的文章中,我抓住集体经济在联产承包中的“统”“分”变化,提出了集体经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关系;从政策上允许发展个体户出发,强调私有经济关系的恢复和新发展;看到在专业户生产带动下,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新型联合体这三个方面,做出了改革后农村形成“以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家庭‘统’‘分’结合两层所有制关系为主体,包括个体所有制关系和专业户联合体所有制关系在内的综合关系”的结构性概括,这与中央后来定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形式共同发展”提法是很一致的。

  二是我是坚定倡导要对集体经济进行改革,但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发展。当时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农村再不会有集体经济了,针对这种误解我明确预测了未来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参加中央党校那个讨论会《论文集》的文章中,除了肯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出现,“只是集体合作的方式”的改革,“照样要走集体化道路”外,特别论述了新的联合体产生对公有制发展的意义。在文章中,我把集体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化集中结合在一起,明确指出:“可以肯定,在农村专业生产中所发生的生产资料社会化集中的新萌芽,以它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特点和强大生产力,注定要猛烈地发展起来的,并且势必促使农村合作经济和公有制形态发生重大的改观。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家家承包土地到一部分家庭退出承包田;从对生产资料的‘自然’形态利用,到‘活动’形态的利用;从靠行政手段组织起来的联合到建立在专业户商品化生产基础上的联合,这就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社会化集中将要走的路子,亦即农村所有制关系发展的客观趋向,也就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第三,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农村新型联合产生的路径,做出了很有创意和具有较大预见性的论述。《未定稿》发表的文章中敏锐地提出专业户生产的四个“最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使用规模上讲,出现了大量集中使用”;“其二,从投入范围看,形成了专门化、多样化”;“其三,从投目的说,也有了根本性变化,变为商品性的”;“其四,从生产资料自身形态看,产生了更有意义的变化。一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即生产工具的更新。二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即生产资料作为社会通行的形态的形成。”)从而断定“构成了生产资料社会形态的变化,即开始由自给性生产的生产资料向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的生产资料转变,也就是要产生出生产资料关系的现代形态”。《论文集》中的那篇文章又指出:“在专业户生产中促进生产资料形态和关系变化,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走向社会化集中的正确道路。这是由专业户的固有特征决定的,它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并且适应现阶段公有制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了公有的长处。……大大发展了农村商品生产,……直接弥补公有制内部经济结构关系的弊端……成为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化的劳动条件的组合关系”,“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开始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新领域)”。

  实践已经证明,我在30多年前提出的观点,至今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得到了实践的很好印证。

改变了人生轨迹,塑造了治学品格

  有关农村改革中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促使了我对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大提升了我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成为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

  党的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从而为农村改革中所有制变化问题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阮迪民、王伯惠、刘静等几位校长,在看了我的几篇文章后,决定将我从县上的一个行政干部调到本校来任教。1985年1月起,我正式步入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开始了新的工作。

  回过头来看,我深深地体会到正是有过那次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使我养成了一种有理有据坚持自我认识的习惯,也塑造了一种比较严谨的治学品格。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同时把它与西方产权理论结合起来,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深入探索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有一段时间中,国内出现了批判“市场经济”的浪潮,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也几起几落,甚至被扣上“自由化倾向”的帽子,但我始终坚信自己的研究目标不动摇,从而创造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成果。在对陕西经济的研究中,我也坚持了不跟风不张扬不信邪的治学态度,勤于调查研究,勇于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陕西“后起飞跃”的发展规律,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由于我多年中努力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连续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1992年起终身享受政府津贴,次年又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后来又聘任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每当想到这些成绩和所受待遇,我觉得这都得益于当年那段宝贵的经历,觉得尤其应该感谢那时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对自己的支持和教正!
  2018年4月16日初稿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责任编辑:艾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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