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关中平原西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炎炎烈日、大风急雨，那里的人们勤劳朴实，延续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黄土地与渭河水赐予我的祖辈、父辈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劳作方式，也塑造出如这方水土一般浑厚、倔强的风骨。强劲粗粝的黄土和苍茫浩淼的渭水，哺育了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世代劳作的人们，我的父母亦用他们的一生来回馈这片土地。

 

　　扶风县曾是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这里水资源总量偏少，利用价值低，人均耕地、水资源低于全国全省水平。同时，矿产资源缺乏，生产生活所需能源基本靠调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村经济落后。三四十年前的家乡，古老、陈陋、内外封闭，我的父母年复年日复日奔走在田间地头，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养活我和姐姐。

 

　　那时候的农村，人们生活条件都困苦，而我的家庭在村子里是垫底的贫困户。犹记得学生时代，父母攒钱为我添了件新衣裳，我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穿它、洗它，满心欢喜搭在院子里晾晒。当时家里养了几头猪，院子没有猪圈，撒欢的猪将衣裳弄破了。看着被毁掉的衣裳，我很心痛，父母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的父亲为人老实、不善言谈，做事本本分分，从不与人争执，乡亲提起父亲总夸他是个好人。母亲与父亲性格截然不同，她有主见、强势，对人热情，加之处事果断有方法，邻里间、亲戚中遇到事务，就找她一起商量。姐姐年长我两岁，她常帮衬着父母干家务做农活，我也早早学着分担家庭重担，跟着他们到田里忙活。

 

　　夏季的关中热浪滚滚，农田里麦子快到成熟期，金灿灿地延绵数里地。辛苦的夏收开始了，村里不少农户寻来“麦客”替自家收割麦子，成群结队的麦客在田地里忙碌，缓解农户们夏收时间紧迫、劳动强度大的困难。我们一家四口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割麦子，左手撸一把麦穗，右手拿镰刀从麦秸秆底部开始割，这需要弯着腰，镰刀要快要准。烈日暴晒，每个人皮肤黝黑、汗流浃背，一天下来累得直不起身。夜晚星空烁烁，田间劳作的农人纷纷回去休息，父母带着我和姐姐继续割麦子。母亲说：“别人可以停下，咱们不行，咱赶不上就落后了。”我童年和少年记忆中的夏夜，除了蛙鸣蟋蟀叫，还有镰刀割下麦秸秆的“嚓嚓”声。

 

　　务农是靠天吃饭的生计，扶风县干旱四季发生，以春旱持续时间较长，夏（伏）旱危害最烈。此地又处于两熟制边缘地带，热量不足，使作物产量、质量降低。同时，每年中、短期连阴雨准时与农人们会面，长期连阴雨发生几率也在20%以上，影响作物成熟甚至造成绝收。我小时候就经历过旱涝灾害。

 

　　1981年7月至9月，扶风县连阴雨30余日，全县受灾农田11万亩，倒塌房屋4724间、窑洞494孔，损失粮食11万公斤。我还在孩提时期，不知道这样的灾难对于本就十分困窘又仅以种地来维生的父母是何等沉重打击！

 

　　1985年扶风夏、秋大旱，夏粮减产1850万公斤；秋田8万余亩未灌溉，减产2000多万公斤。此时我年龄虽小，却能看到家庭的贫穷，能感受到父母的艰辛！

 

　　年少时，我常问自己何时能够让父母不再如此辛苦，于是，读书求学更加勤奋，明白“知识才能改变命运”。父亲教会我做人要本分、忠厚，母亲教会我要自强自立，面对困难不轻易认输。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艰难前行，上学刻苦努力，放假打工攒钱，工作勤勤恳恳。拼搏多年，靠着自己不服输的倔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我已成家立业。至不惑之年，我仍保持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的习惯，不敢懈怠，不愿辜负命运的垂青。如今父母年事已高，是二老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他们已不会在我耳边嘱咐要踏实做人、努力上进，但父母的谆谆教诲我铭记于心！

 

　　清末民国时期，我的家乡有位文化教育界仁人志士王伯明，他学贯古今又心怀家国天下，在咸阳任教时，耻于中国为“东亚病夫”之辱，竭力倡导增设“体育课”，开创了陕西学界的体育新风。后任凤翔府中学堂（清末凤翔府创办的新式中学堂）国文、历史、经学三科教席，建议知府成立“训俗亭”，设立蚕桑、天足（女子未缠裹的天然足）、戒烟等科，教育民众。辛亥革命告成后的1912年，他与同盟会成员创举西安“易俗社”，先后任该社编辑、文化教员、社长等职务。王伯明1942年因病仙逝，于右任先生亲书“正气所存”四个大字以赠。他一生为唤起民众、教育民众而奔波，让我不禁想起“扶风”这个名字的由来：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京畿关中地区设立官职右扶风，此地归右扶风管辖，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名为扶风县。“扶风”二字取“扶助京师，以正风化”之意！

 

　　生命之于浩瀚时空，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所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从黄土地里走来，身后依傍着渭河水，我的心注入了这方水土赋予的精神和力量，在来如风雨去似尘埃的世间努力且真诚地活着！（供稿人：张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