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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雕塑:泥火交织还原运河之魂

发布时间:2018-05-07 来源:北京日报 人气:
   

  千年运河,北起通州。当“漕运”二字写入京城历史,穿梭的船只,纤夫的号子,升腾着烟火气的岸边生活,因京师漕运而盛的社会生活史似乎只能是一段面目模糊的久远记忆。但在艺术家周相春手中,陶泥与火交织着的张力与温度,生动还原了京杭大运河最北端、通州漕运码头上的经典画面。运河畔宋庄艺术区,向村工作室。一组以“漕运码头”为主题的陶泥塑像,在北京的春天中活了过来。作品由拉纤、搬运、生活三部分构建而成,每一个环节都是运河劳动者的真实人生写照。

  京调号子里的运河纤夫

  大运河向东南倾斜,从津至京的水路上,纤夫的身影随处可见。及至粮船抵达,又要靠纤夫的力量,拉至河岸。拉纤,是对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

  最底层又是最坚韧的劳动者肩负纤绳,赤脚而行,以几近匍匐的姿态,将船拉至岸边。在周相春的陶艺作品中,富有张力的场景被略带夸张地还原,纤夫或裸着上身,或披一件马甲,宽厚的脚掌不成比例地放大,脚趾深踩入泥中,抓入河滩里。纤夫的力道,就在绷紧的脚趾间、拧起的眉头间、背上凸起的肌腱之间,暗自涌动、累积,最终爆发。

  爆发多在嘶哑的运河号子中。据记载,当年运河号子响声震天,被称作“十万八千嚎天鬼”。“遭运码头”中不乏这样的纤夫形象:嘴巴大张,似乎正喊着稳健有力的号子,而躬身弹动的频率,也与号子的节奏有着完美的契合。

  雕塑是无声的,但这号子声却从纤夫大张的嘴巴里迸发而出,从匍匐着的身体里迸发而出,形成有声的能量场,穿破时空界限盘旋于整组作品上方。而这组拉纤的劳动者形象,也自此有了温度、质感和声音。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尽管从事着劳苦的工作,但作品里纤夫略带夸张感的表情中,却几乎不见愁苦。或者,这与运河纤夫的劳作状态相关。与长江相比,运河水稳,无险滩急流,因而纤夫的劳作虽然艰辛,但并不凶险。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据最后一批老纤夫回忆,与三峡纤夫的号子相比,通州漕运码头上的号子平稳柔和,不快不急,从南方学来的调子里,还带着一点京味儿。

  周相春用陶泥捏塑的纤夫,就是这喊着京调号子、和气喜悦的劳动者形象。作品所体现的时期并未被刻意限定,在艺术家眼中,时代有更迭,但这种劳动者的坚韧与快乐,却是代代相传,也是代代相通的。这些劳动者,有着昂扬的精神、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这种以苦为乐的信念,是最值得塑造、最值得歌颂的闪光部分。

  漕运码头上的繁忙景象

  在水陆运输的黄金时代,京杭大运河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生命线,而其北起点通州,取漕运通畅周济之名,也有漕运及仓储重地之实。

  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每年有几百万石漕粮汇集通州,而后转运至京城仓库。搬运粮食的工人,由此构成通州漕运码头颇为壮观的景象。周相春的“漕运码头”中,一组围绕粮食搬运展开的形象塑造,还原着当初码头上热络繁忙的往事。

  运河的生命力,从劳动者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表情上彰显而出,不动声色,又是大张旗鼓;暗流涌动,又热血奔腾。在艺术家的手中,这些面孔有相似的质朴坚实的特质,但又呈现着不同的性格特色——

  有的带着长期劳动中汲取来的经验与机智,米袋子以恰到好处的角度负于背上,精准的位置有效地分散了背负的重量,扛米者下颌微抬起,嘴大张,脸上是毫不掩饰的轻松愉悦;有的则捧着、抱着,十足吃力,也十足肯干,表情动作都有着一点笨拙感;有的推车,大抵是被泥沙泞住了轮子,正在角力,因而脸上显出拧巴吃力的神情;有的则紧紧抿着嘴,鼓着腮帮子,正背着米步步维艰……

  夸张,依旧是艺术家采用的表现手法。劳动者的表情动作带有夸张的趣味,但其传递的能量与力道,又是真切的、厚重的。在这组陶艺作品中,劳动者的精气神依旧是扬着的。周相春说,这些搬运工们,被纳入在一个劳作的体系中,即便从事着繁重的工作,但有活可干,有事可做,人生有序,因此心情是愉悦的,精神是不苦的。

  这繁忙的码头场景和无数劳作细节,某种程度上,支撑起彼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粮食、丝绸、草药、工艺品在运河上流淌,经济血脉在纤夫与搬运工的劳作中流淌,一个国家的生命线,在艺术家的手下流淌。

  历史的宏大主题在小人物身上定格,以最鲜活灵动的姿态还原,这或者是艺术家对时代最好的描绘记录。

  热气蒸腾的码头生活

  与辛苦劳作的纤夫和搬运工相比,呈现码头生活的作品,则更为日常、轻松、有趣。

  创作者通过对历史的考证与想象,再现了靠水吃水的码头人家生活的侧面。琐碎的、鲜活的、热气蒸腾的人间烟火,生动地再现于创作者手中。

  收工了的劳作者跨坐在长条凳上,一条腿懒散地支起,一手捧着面碗。大口吃面是辛勤劳作后最放松的片刻,因而吃面者呈现出天然的轻松感,紧绷的脚趾线条也松弛下来,舒展地搭在地上。与之对应的,是码头上的拉面摊,摊主挥着手臂,一整条面皮在双手间张开、弹起,下一秒似乎就要拍在面板上,开始新一轮的拉抻。

  而更为俏皮的场景,莫过于卖鱼者与观鱼人。担鱼叫卖者停下来等待生意,富有童趣者,则蹲下身来,细细看着筐里的鱼。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当然,孩子是码头上不可少的风景,创作过程中,周相春查询史料,发现这样有趣的记载:当年靠运河而居的人,担忧孩子临水玩耍会落入河中,于是常常在孩子身上系两只葫芦。即便落水,葫芦也会浮起,提供安全的保障。

  劳动者的智慧成为创作的源泉。为此,周相春特别制作了一个名为《运河葫芦娃》的大型陶泥作品,硕大的葫芦为塑像主体,背着葫芦的,是一群穿着肚兜的运河娃娃。娃娃们面容娇憨,观之可爱,天真烂漫的神情极富感染力。

  在周相春的作品中,漕运码头里的人物形象,并不局限于出苦力的劳作者及家人。担柴者、卖馒头的,或是闲坐路边的商人,与劳动者共同构成了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众生相。当年,随着漕船贸易日趋活跃,运河沿岸商业也随之兴起。因此,这组综合了各类群体的作品,正是当时码头场景的真实写照。

  以泥的语言回归自然讲述

  以泥塑还原漕运码头上劳作、生活的场景,在周相春看来,这是最适宜和富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也是难度极高的工艺创作。

  陶瓷雕塑的制作,基本都要开模灌浇,而关于细节的表现,也多是源自不断地用刻刀修改刻画。但周相春的陶泥作品,则是用手直接捏制而成。这种手法的难点在于,陶瓷有一定的收缩度,捏制时间不同,干湿程度不同,收缩度便会呈现差异,烧制时,便会难以合拢成型,或者出现开裂。

  陶瓷器烧制历史上,只有汉代的部分陶俑为直接捏制而成,但大多造型简单,尺寸较小,精细程度不高。但周相春捏制的陶泥作品注重细节的表达,人物的形态、动作甚至性格特征,都通过精准的动作实现精准的呈现。这对创作者的手法有着极高的要求,再繁复的衣襟、再细微的表情,都要在手的动作中捏制成片,一次成型。

  对于周相春来说,这也正是陶泥艺术的魅力所在。泥土的自然变化,拉伸带来的张力,形成了一种自然讲述,是陶泥特有的材料语言。周相春迷恋于这种自然的肌理,在他看来,这种去掉人工感的表达,可以增加现场感、亲和感,将作品的表现力推向顶峰。

  这种看似随心所欲但对手法精准度有着近乎严苛要求的创作,与水墨画颇为相似。它充满写意,却并不随意,材料本身的特质被完整保留,其独特性不可比拟,也不可替代。而那些捏制时留在作品上的手印,正是陶瓷语言最动人的一种讲述,这是温度,是情怀,是可千万年保留下来的人的脉动。

  以苦为乐的精神力量

  选择通州段运河码头为创作主题,周相春的灵感来源于与作家王梓夫的一次交谈。王梓夫著有小说《漕运码头》,生动描绘了道光年间漕运码头上的一段旧事,也让周相春对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工程。对于艺术家来说,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无疑为开展创作提供了丰厚土壤。

  围绕着运河发生的故事,激发了周相春的创作欲望。他选择陶泥,以富有触摸感的艺术作品,重现漕运码头上的场景,塑造最可亲、可爱的码头劳动者的形象。

  周相春通过对文字史料的研究,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弱化时代背景,而对精神层面着重表现。

  在周相春看来,以对劳动者状态的描绘塑造反映运河的历史和文化,更具生机,更有力道。而在创作过程中最吸引自己的,也是码头上这些鲜活生命所展现出的鲜活的生命力。这种个体的生命力顽强、坚韧、不易摧毁,带着天然的乐观与向上。也正是这样无数个体,以昂扬的斗志和辛勤的劳作,支撑起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因此,这组泥与火烧制的群像中,人的劳作之美,精神之美,搏斗之美,被展示、被放大、被以有触摸感的艺术手段生动塑造出来。在这种劳动与生活的场景中,人因劳动而获得的满足感、愉悦感跳跃在每一个独立的塑像之上,涌动在整组作品之间。

  周相春说,这种以苦为乐的精神力量,是整组作品最闪亮的部分,也是“漕运码头”的精髓所在。无论何时,这种精神一旦被运用到新的创造上,依旧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推动时代。(赵薇)

 

责任编辑:艾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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