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晋商、徽商、浙商、闽商名满天下。其实陕西人也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两千多年前，长安就与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等地有一定的商业联系。在秦帝国，关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其中不乏大贾富豪。汉唐之时，同许多国家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长安工商业繁荣，商贾云集，八方辐凑，一派繁华景象。 

　　

　　然而，陕西人的重商传统并非天性使然。明清时期兴起的陕西商帮，完全是历史赐予的一个机遇。陕西商帮的崛起是伴随着晋商的崛起应运而生的。陕西商帮即将形成时，历史就注定它只能成为山西商帮的一个小兄弟。历史垂青于山西商人，同时也眷顾于陕西商人，二者有着相似的境遇。

　　

　　明王朝建立以后，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南犯，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崇山峻岭间沿长城一线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即所谓的“九边重镇”，驻扎近80万大军，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消费带。九边驻军的粮饷如果仅靠政府解决，在交通上主要靠驴拉肩扛的年代，长途调运粮食和生活用品，是很不现实的。于是明政府以出让食盐的销售权为代价，也就是所谓“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开中法，鼓励商人将内地生产的粮草、棉花、布匹等商品运往边关重镇。明初的“开中法”是政府依赖商人运送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的政策。当时食盐是官方的专卖品，商人替政府运送军需物资到指定地区，换取政府发出的盐引，再到盐场换取生活必须的食盐来销售，可以获得厚利。“开中法”助长了中国著名的商帮——晋商的崛起。

　　

　　明朝的“九边重镇”当中，有两个靠近山西：大同和太原(又称三关镇、太原镇、偏关镇)；有四个靠近陕西；延绥(榆林)、宁夏、固原和甘肃。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优势从而迅速崛起。

　　

　　陕西商人利用关中物产之丰，克勤兴业，以粮货贸易为主，逐步形成了一支有名的“粮货大军”。在输粮于边的过程中，为了节省运费，陕西商人想出了三种办法：一是“商屯”，即在边地召民开荒，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纳军仓换取仓钞；二是就地购买粮食交纳军仓；三是从内地输入，这种方式一般都是大规模进行，只有巨商大贾才能办到。陕西商人通过商屯、买粮、内运这三种办法获得粮食，交纳军仓换取仓钞，然后在赴指定的都转运盐使司换取盐引，从而赚取巨额利润，不少商人因此“赀数钜大”，成为实力雄厚的“边商”。

　　

　　嘉靖、隆庆年间，陕西富平商人李朝观从关中运粮“数千万石”到延绥柳树涧，“供安定、定边、安塞军数万人”。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还有泾阳商人刘文明，以“盐荚贾塞上广陵间”；张巍“代父为贾……用盐荚便输粟塞下”。

　　

　　在贩运经营的过程中，边镇商人分化为行商、坐贾两部分。行商除在本地区经商外，多长途贩运至其它边镇。边地军民贸易受战事影响很大，是一种特殊时期的贸易。正是在这种贸易中，边商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专纳米、豆、草束，依靠贸易盐引谋利。内商则坐场掣盐，进行交易或转售他人。由于内商处在支配盐的运销地位，获利多，资本增殖快。所以，山西、陕西、徽州等地的大盐商，纷纷寓籍淮安、扬州。

　　

　　在明代商界中，晋商与徽商可以说不分伯仲。然而，徽商集全力抢占两淮、两浙盐业，山西商人感到力绌，因此便联络风俗习惯与之相近的陕西商人，共同对抗徽商及其他商帮。

　　

　　秦晋两省，一河之隔，自然地理、语言民俗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历史上两地交往密切，因此，两地商人在外经商活动中结为同盟，与其他地方的商帮势力竞争。他们在许多城市修建山陕会馆，为此，人们通常把陕西和山西的商人统称为“西商”或“山陕商人”。

　　

　　山陕商人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当时全国产盐最多的两淮、两浙两个都转运盐使司，每年所办大盐引占全国发行总盐引的二分之一。西商在边关贸易中得到大量仓钞，继而换取大量的盐引，然后再从事盐业贸易，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商帮群体。

　　

　　历史垂青于山陕商人，使之获得吃“独食”的极好机会。可惜好景不长，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边疆屯田纳粮换取盐引的开中制度，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代替。这一改革，使徽商等“内商”可以在扬州等地直接纳银换取盐引，再也不必需要运送军需物品到边疆换取仓钞，结果使“边商”手中的大量“积粟无用”。从此，西商在江、浙地区失去了对盐业的控制权，代之而起的是徽商对这一地区盐业的垄断。

　　

　　进入19世纪，即万历后期，“秦晋间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山西商人慢慢地开始撤离扬州。陕西边商见扬州无利可图，也不来了，加上他们的“后院起火”，被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弄得大伤元气，只能苟延残喘了。留在扬州的陕西盐商，在南明与满清的拉锯战中，已被整得荡然无存。

　　

　　扬州受挫，西商的势力受到了削弱，他们内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陕西、山西商人开始分化。盐商们分别到其它地方发展自己的势力去了，山西盐商在长芦和河东盐区取得了控制权，而陕西盐商则在四川地区取得了井盐的控制权。

　　

　　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终于走出了山西商人笼罩下的阴影，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隆庆和议后，有许多陕西边商，挟资投入新兴的民族贸易市场，成了和平互市贸易的中坚力量，为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明清时期崛起的陕西商帮，为追逐商利，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无论是在东海之滨，还是在青藏高原；无论是南粤大地，还是大漠塞外；无论是在中原腹地，还是在边陲小镇；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穷乡僻壤；都留下了陕西商人创业的足迹。

　　

　　清代地理学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这些都是陕西商人聚集的地方。更有扬州、杭州、祁州、亳州、禹州、泸州、兰州，甚至云南省迪庆的中甸县(香格里拉)，西藏的昌都，新疆的伊犁、玛纳斯、阿克苏等等，无处不是陕商们逐利之地。

　　

　　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河南的朱仙镇，商业繁兴，史称“天下四大镇”。佛山汉口名列“四聚”，其他两镇同样也是陕西商人凑热闹的地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商利，那里就有陕西商人。遍布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西秦会馆、山陕会馆或者关帝庙，便是陕西商人“趋利于天下”的有力证明。

　　

　　会馆是由流寓的同乡所建立的专供联络乡情、调解商业纠纷、祭祀和举行庆典的场所。中国最早的会馆在明嘉靖年间已出现。由于秦晋两省毗邻，秦商和晋商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联手开拓外地市场，这样，他们在全国许多城镇建造了无数的“山陕会馆”。  

　　

　　清康熙三年，山西、陕西两省商人，联合在湖南长沙建造了山陕会馆；康熙二十二年，在九省通衢的汉口建造了山陕会馆；乾隆年间在广东佛山也建造了山陕会馆。

　　

　　光绪初年，山陕商人在青海商界站稳了脚跟，形成了颇有名气的山陕商帮。为克服青海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困难，以及为内部团结，扩大本帮的业务经营范围，防止在与其它地方商人的竞争中被削弱，他们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相互联系的纽带。光绪十四年，青海的山陕商人自筹资金，在当时的西宁府东门外东关路北创建了山陕会馆，七年后在地方战乱中被焚毁。光绪二十六年，山陕商人再次筹集资金，买得西宁府城内后街原茶号地址，重建山陕会馆。此后，西宁山陕会馆还在青海东部大通、湟源、贵德等县修建了分会馆。

　　

　　随着岁月更替，许多山陕会馆早已湮没，但仍有一些会馆保存完好，成为当地具有鲜明特色的名胜古迹。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曾进行调查，仅河南一省就有山陕会馆60余座。从地方志中可以看到，清代以后，在河南地区经营盐、布、棉花、油、典当等行业的，差不多都是陕西商人。历史上中国十大商帮中，秦商占有一席之地。说起来，大唐西市称得上陕西长安贡献给世界商业文明的一座高峰。

　　

　　当今的西安已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最近“西安都市圈”由国家发改委获批，这是是继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之后，中国第5个国家意义上的都市圈，也是大西北发展新的起点。人间四月天，这个佳音对于西安周边的几个弟兄城市来说，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新一代秦人、秦商继往开来跨越百年开启新征程的美好时刻。（文/段遥亭）

　　

　　作者简介：段遥亭，陕西白水人。作家、诗人，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在《人民陆军》《文学报》《西部》《西南军事文学》《中国铁路文艺》《青海湖》《延河》《诗潮》《四川文学》等多家报刊发表过500多篇（首）作品。散文集《野马天山》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读者》等转载，并入选《中国西部散文精选》《散文百家十年精选》《长安风诗歌十人选》等多种选本。